中国文化——儒学与道教
春秋战国时期，时君世主急功近利，对于儒家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思想并不容易接受。秦王朝建立以后，片面推行法家政治，结果很快灭亡，于是，儒家思想得到了重新审视。儒家希望把封建社会建成往古父系家长制的宗法体系以及小农生产的思想，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因而逐步被统治者认识和接受。汉武帝时期，标榜“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完成了“与民休息”的历史使命，El益显得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于是，儒家今文经学乘时而起。董仲舒通过注释儒家经典，阐述“三纲五常”的理论，宣扬君权神授，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东汉以来，由于本身的虚妄与繁琐，加之古文经学的攻击，今文经学逐步走向衰落，古文经学逐渐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和帝王的支持。思想家王充作为苟子一派的传人，不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还重视理性思维，阐述了发展的历史观和无神论的思想，成为汉唐之际最有建树的思想家。与王充一脉相承的还有唐代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扬弃了王充思想的错误，发挥了元气自然论，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有新的推进。
有唐一代，由于《五经正义》和《五经定本》的颁行，儒家学说受到严重束缚，少数不甘屈服的人士扬弃“唯经”“唯上”的家法，凭己意说经，开创了不拘训诂旧说的新学风。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更为了适应新王朝强化伦理纲常的需要，儒学思想家以孑L孟义理为学说，融合道家的玄理、佛家的心性，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建立了新时期的儒学——理学。唐代思想家韩愈不仅建立了从尧舜到孔孟的儒家道统，还发展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排斥佛家的禁欲主义，提倡学有实用。不能空谈道德。稍后的李翱把韩愈的“因情见性”的性情二元论改造成性情善恶论，提出了“灭情复性”的口号。从李翱开始，实际上出现了儒佛的正式合流。赵宋时期的周敦颐发挥了《周易》先天学，提出了《太极图》。他对老子的“无极”、《易经》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进行熔铸改造，提出“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和“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奠定了理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此外，王安石提出了“新学”，苏轼兄弟提出了“蜀学”，程颢、程颐兄弟则大谈“天理”和“格物、致知”。南宋朱熹继承程颐的学说，以“理”“气”并行，广采博取，建立了集大成的唯心主义体系，人称“程朱理学”。和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发挥了孟子和程颢的学说，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体系，人称“陆王心学”。在此期间，程朱派是主流，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理学讲道统，本来应称“道学”，因为程朱派主“理”，所以约定俗成称“理学”。
宋明理学的经世传统及其蕴含的实学思想，明清时期中国古典科学的复兴和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促使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认识到“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佛、道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大力提倡经世思想，掀起了“崇实点虚”的思想潮流。这股思潮高扬批判精神，明朝宰相张居正呼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都是一代“明道救主”之作。鸦片战争前夕，国事H非，部分学者果断抛弃古文经学，转而研究与政治结合较为紧密的今文经学。龚自珍和魏源提出改变因循守旧和改革朝政的思想，大力伸张科学精神，重视实践研究；方以智强调哲学离不开科学；顾炎武对全国各地山川地理、人情风俗了如指掌；颜元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戴震的《孟子字义疏正》不仅是考据名著，也是哲学名篇。
东汉中叶，社会苦难的现实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道家、神仙家之学、中国古已有之的神灵崇拜和汉代流行的谶纬神学，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对神仙方术、原始巫术和谶纬术的吸收、继承和发展，决定了道教的万术化之路。这样，较早的以神仙方术为标志的方仙道与后起的尊奉黄老思想的黄老道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道教。早期道教分为丹鼎派和符策派，丹鼎派重视清修炼养，符篆派多以符水治病、祈福消灾为主要活动。后者在组织上多系民间宗教，且发展较快，如汉末的五斗米和太平道。五斗米又称天师道，东汉顺帝时期由张陵创立。他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即老子的口授而造作道书。太平道在东汉灵帝时期由张角所创，传习的经典主要是《太平青领书》。两大教派深受下层群众欢迎，太平道曾发动黄巾起义，五斗米建立过长达30年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两晋时期，形式通俗的道教在民间继续传播，并不断组织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同时，天师道的一部分人向上发展，参与统治阶级的内部政治活动，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民间早期道教进行改造。东晋的葛洪系统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理论，为道教构造了多种修炼方法。他还将道教的神仙方术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葛洪的时代，门阀世族竞相参加道教，甚至出现了许多天师道世家。
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公元365年一448年)在魏太武帝和儒士崔浩的支持下，斥张道陵所传为伪法，熔丹鼎、符篆于一炉，代张氏为天师，转而着服饰闭炼，是为北天师道。南朝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公元406年一477年)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借鉴佛教修持仪式，改革五斗米道，是为南天师道。陶弘景(公元456年一536年)吸收儒佛两家思想，构造神谱体系，充实道教内容，主张三教合流，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同时，他还将道教上清派改造成为茅山上清道，和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以及创立于三国时期的江西阁皂山的灵宝道鼎足而立，合称“三山符篆派”，成为官方道教的代表。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道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道教教理形成了扎实的基础。同时，政治上的统一，也有利于道教内部南北不同流派的交流，加之统治者大都采取扶持政策，强化道教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唐朝，视道教为国教，推崇《道德经》，使其和儒家的“五经”并立，道教发展步人了新阶段。新道教不崇尚拜忏斋醮等形式，不重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而从思想理论人手，重视修炼自身的金丹，在气功方面颇有成就，代表人物有五代宋初的陈抟等。南宋以来，道教继续处于鼎盛时期。南宋先后和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纷起，互争教会的领导权。在南方．除旧有的三山符篆派继续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之外，自称独得异传而先后别立的宗派很多，名气较大的有神霄派、混元派、东华派、净明派以及金丹南宋等。在北方，金朝王重阳(公元lIl2年一1170年)创立了全真道。全真道也称金丹北宋，以明心见性、养气炼骨、含耻忍辱、清心寡欲为内修的“真功”，以传道济世为外修的“真行”，以神为性，以气为命，性命双修，实际上是道教内丹派和佛教禅宗、儒家理学相结合的产物。金元之际，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公元1148年一1227年)曾会见成吉思汗，受到特殊礼遇。明朝世宗曾疯狂迷信正一道，甚至任用道士担任朝廷重要官职。清代统治者不重视道教，官方道教逐渐衰落，但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活动仍很活跃，许多民间秘密宗教在思想、组织上都和道教有一定的关系。
道教名山首先是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另外还有龙虎山、茅山、青城山、终南山和武当山等。著名的宫观很多，主要有北京的白云观、山西的永乐宫、陕西的重阳宫、四川青城山的天师洞和湖北武当山的真武官等。
道教典籍的总辑称为道藏，这是模仿佛藏的制度，从唐代迄明代修成而通行全国，计有唐《三洞琼纲》、宋《大宋天宫宝藏》和《万寿道藏》、金《大金玄都宝藏》、元《玄都宝藏》、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道藏的内容十分庞杂，有大批道经和神仙史迹、斋醮仪式的文献，也有历代不同教派的教义，另外还吸收了诸子百家之说，涉及中国古代思想、科技和文化诸多领域。道教典籍中的《道德经》《南华经》(即《庄子》)为经典著述，民间流传较广的还有《太上感应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