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儒学 与佛教的斗争中得到了道教的支援
在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儒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阶段。这个时期,儒学受各种思潮的冲击,不再能垄断思想界,但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它历经激烈的争辩而有所发展,在政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儒学极盛于东汉。伴随着东汉王朝的土崩瓦解,学者们崇尚刑名家的法术,“竞以儒家为迁阔不周世用”(《魏志。杜畿传》)。然而,大儒郑玄笺注群经,门徒遍天下,在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大有“聃·周(老庄)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之势(《文心雕龙·论说》)。
可是,玄学家何晏、王弼都尊奉孔子为圣人;在儒学“不周世用”之时,他们匠心别具,用玄学观点来维护儒家所坚持的名教。何著《论语集解》,王注《周易》,东晋南朝均立于学官,后来被定为标准的注本。它们之为儒学的重要述作,长期受到认可。
当然,玄学阵营内部有不同派别。嵇康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宣扬“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阮籍攻击礼法为“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大人先生传》)。他们的态度均与何、王迥然不同。但正如鲁迅所指出,他们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对权贵们亵黩礼教的激愤,实际还是“太相信礼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
西晋灭亡后,思想领域更出现新的形势。十六国时期的北方,佛教不断得到各国君主的提倡而广泛传播;但那些少数族统治者,都不得不与当地士族合作,利用儒学来巩固统治。连极端暴虐的石虎,也“颇慕经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晋书·石季龙载记》。前秦、后秦统治下的长安是佛教一大中心。而姚兴时,聚集在长安的儒生达一万数千人。汉族的前凉,地处佛教东渐的通道,僧侣很多;但儒学也很盛,一些博通经传的学者,往往聚徒两三千人。
当时北方讲授的儒学,大致还是汉儒的经说。在南方的东晋,则集中了一批玄学家。哲学观点与何晏、王弼之说接近的佛教般若学,依附于玄学,传播于王公权贵之间,出现儒、玄、佛相结合,共同维护儒家伦理思想的情景。兼通儒学、玄学的名僧慧远说:“合内(佛)外(儒、玄)之道以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弘明集·三报论》)佛教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得以发展,从而摆脱附庸处境的。
到了南北朝,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无论北朝还是南朝,帝王、朝贵和世家大族,佞佛成风;寺院和僧尼的激增极为惊人,北方尤甚。为了打击寺院的政治、经济实力,维护王朝的利益,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次禁断佛教,只收到暂时的效果,并不能阻止佛教的继续发展。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传授仍然受到高度的重视。南朝虽因政局的不稳定,讲授儒家经典的“国学”不得不累兴累废;而由朝廷或官僚资助名儒聚徒讲学之事,却史不绝书。梁武帝一面佞佛,一面又立孔庙,置五经博士,宣称:“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梁书·儒林传》);令皇太子、皇子及宗室王侯均入国学肄业,并自编了《周易讲义》、《中庸讲疏》。
北魏以鲜卑族入主中原,重视儒学,与南方相比,似有过之无不及。道武帝首先在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土、生员多至三千人。献文帝进而在地方上设立乡学,最小的那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孝文帝迁都洛阳,更立国子太学及四门小学。此后,儒学大盛,儒生纷纷开门授徒。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当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后来,高欢及北齐诸帝都选聘名儒为其儿子传授经学。
北周尤重儒学,史籍记载着前后诸帝关心太学的事迹。周武帝曾召集群臣、沙门、道士等辩论三教先后,认定儒为第→,道教次之,佛教为后;每月集名儒在御前讲论儒学。显然,儒学在南北朝时期仍保持其正统地位。它与臻于鼎盛的佛教,势必发生激烈的争辩。
从儒家看来,佛教是破坏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损害王朝利益的异端邪说。梁武帝时,荀济上书指斥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并列举其“坐傲君王”、“僭拟皇居”“夺大君之德赏”、“夺人主之刑罚”等十大罪状(《广弘明集卷七》)。
佛教宣扬“人死神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涉及哲学的根本问题,更遭致诸如何承天、范缜、邢邵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的批驳。范缜的《神灭论》拿锋利与刀刃作比喻,指出“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通篇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辉,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佳作。
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儒家维护伦理道德的努力,得到了道教的支援。东晋道教徒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二十篇是神仙家之说,外篇五十篇,自称属儒家。在《对俗篇》里,葛洪明确宣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部书的儒学色彩确实是比较浓厚的。
北魏道士寇谦之对崔浩说:“吾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北史·崔浩传》)。他“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来“清整道教”(《魏书·释老志》),使之更有助于君主的统治。这和葛洪的用意极为相似。梁朝的陶弘景是道教重要的著作家,却很重视《孝经》和《论语》,为这两部儒家经书作了集注。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认为“道教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有相同处”(第贰编第五章),是持之有故的。
当时,有些佛教僧侣也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表示赞同而潜心钻研。刘宋时,名儒雷次宗所作《丧服经传略注》,便是依据其佛学老师慧远的《丧服经》讲义而编著成书的。据《隋书·经籍志》,佛教徒慧始、慧琳都为《孝经》作过注,僧智则编写了《论语略解》一书。
这个时期,儒学与佛学之间,既有深入辩论的记载,又有互相影响的明显迹象。僧徒兼治儒学的固然不乏其人,儒生兼修佛经的也屡见不鲜。北魏的高允,号称“儒宗元老”,早年曾为沙门,笃信“因果报应”之说,至老不变。刘勰著《文心雕龙》,强调文学必须折衷于周孔之道,完全是儒家面貌,但他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在儒佛并盛的时代,出现上述情况,并不足怪。值得注意的是些著名学者,将佛教对杀生、饮酒、淫邪、谎言、偷盜的五戒,附会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企图调和儒、释。首倡其说的是梁朝的沈约,他专门写了一篇《均圣论》,说佛是内圣,周、孔是外圣,双方“义均理一”。
道教巨擘陶弘景,虽然为迎合梁武帝,后来也信奉佛教,但他的《难均圣论》却批驳沈约之说,强调周、孔旨在“大明仁义之道”,非佛教所能比拟。后来颜之推进一步发挥沈约的论调,认为“内(佛)外(儒)两教,本为一体”,“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颜氏家训。归心》)。其论点极为牵强,但却反映了那些信佛的士大夫毕竟不能丢弃儒家的伦常思想,想借助于佛教来加强思想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