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是假的吗？驳《后出师表》伪作论！

古今有不少人肯定前后《出师表》都是诸葛亮作的。但因《三国志·诸葛亮传》只载了《前出师表》，也有一些人怀疑《后出师表》的真实性，以为出自后人伪托。

清袁枚作《后出师表辨》，肯定它不是诸葛亮所作。在我看来，前后两《出师表》和盘托出诸葛亮的政治和战略思想，相互贯通，又各有重点，无疑都是诸葛亮的作品。宋朝的苏轼说，前后两表“简而且尽，真而不肆”。苏轼简练的八个字概括了前后《出师表》的风格。

《后出师表》是什么时候作的？表上有“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诸葛亮是向后主刘禅上了《前出师表》，便动身赴汉中的，可见从《前出师表》到《后出师表》，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陈述“亲贤臣、远小人”的施政原则，为刘禅安排了身边的军政人员，提出自己伐魏的任务，于是有一出祁山之师。一年以后，魏军为吴军所败，诸葛亮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再一次出师。

但由于第一次出师败于街亭，蜀中人士反对再次出师的大有人在。诸葛亮要顺利出师，不得不开展一番辩论，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因此不但表中涉及战略方面多，和《前出师表》谈施政原则有别；更由于要驳斥反对出师者的论点，措辞不能不更加直率，语调也更激切。

袁枚抓住两表中一些话，硬说前表提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效则治臣之罪’，何其壮也”，后表说“‘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败利钝，非臣所能逆睹’，何其衰也”，因而断定《后出师表》出自伪托，实在有点主观。

诸葛亮头一次上表出师，当然要提出任务，但在提出任务之前，还陈述当时是危急存亡之秋的这一看法。第二次上表说“坐而待亡，不如伐之”，当然是认为伐魏虽不一定能吞魏，却有可能取得一定成果，并没有象袁枚所说的断定汉之必亡。

后来的事实也的确是那样。屡出祁山虽只夺取武都、阴平两郡，但取得两郡并非容易。从魏文帝黄初元年起，下至蜀汉灭亡。前后数十年，三国之间疆土的变更，就只有这两郡被蜀汉夺取。如果我们冷静地进行分析，就会认定《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在思想认识和感情方面根本上是一致的。

某些人认为《后出师表》中一些话越出诸葛亮的身份。其实并没有什么越权之言。诸葛亮是受刘备嘱托全权处理军国大计的重臣，目睹有人提出反对北伐的主张，而他又知道这是不利于蜀汉的时候，自然不会象小臣那样处处拘谨，忧谗畏讥而不说心里话。

因为伐魏是刘备的遗命。他在表中言先帝之败，又言曹操之败，无非是要说服反对出师的人，不要知难而退，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没有象袁枚所说的那样“归命于天”。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以惋惜的态度谈到“关羽毁败”和“秭归蹉跌”；而蜀汉长水校尉廖立曾毁谤刘备舍攻取汉中而与吴人争荆州三郡，又攻击关羽有勇无谋而致失荆州。我们不妨把两者比较一下。诸葛亮是想从回忆往事汲取教训；廖立却因埋怨个人爵位不高而进行毁谤。

两人态度截然不同。廖立因毁谤得罪，是诸葛亮亲向刘禅揭发的。而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谈到上述事实时，却是说明胜败本难预知，不能因一次失败而按兵不动。

我们细看表中的话，除觉得真切外，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该说的。他谈了先帝的失败，也谈了先帝的胜利，这哪里能说是“称难凭者事”以“解其日后无功之罪”呢？因此而论断《后出师表》是伪作，也是毫无根据的。

在刘备临终时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兴国，终定大事。”刘备一面表示对他绝对信任，一面鼓励他为自己的儿子披肝沥胆。诸葛亮当时就只答应尽力而为，“继之以死”，向刘备保证他永远忠于刘禅，而无“自取”之心。

他当时并没有夸口说一定能吞魏。这又间接证明《前出师表》中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话只是向后主阐明自己的任务，而不是夸口一定能完全做到。跟袁枚所说的不是一码事。他当然也领会刘备“君才十倍曹丕”一句话的用意。

刘备心里何尝不知吞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魏主并非昏庸，魏国实力比吴蜀加起来还强。所以《后出师表》中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的话便是佐证。

陈寿撰《三国志》，以简著称。有人批评他失之过简。陈是西晋的著作郎，晋受魏禅，他以魏为正统，对蜀国记载得简略些，是理所当然的。陈寿书中过简之处，却得到裴松之注的补充。

东晋偏安江左，自以为继承西晋皇统，这和刘备父子僻处西南而以自己为两汉政权的唯一正统继承者一样。裴松之注所以要补充一些陈寿没有记载的蜀汉史料，根据就在这里。裴松之距蜀汉之亡并不甚远，其所据史料是可靠的。《后出师表》虽出自吴人张俨《默记》，却同样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