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的江姐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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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于蓝出生于辽宁岫岩，原名于佩文。两岁时随父母移居哈尔滨。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10岁的于佩文当时就在沈阳，她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惨景后，随家人逃难到河北张家口，抗战爆发后她又随家人来到北平，进入一所女子学校读书。后来，于佩文仅靠着两条腿，两个多月时间从北京出发，走了1000多公里路，来到抗日大前方延安。于佩文在决定奔赴延安之前，曾躲避到同窗好友赵书凤家中。赵母给女儿改了个名字，叫赵路，意寓一路顺当、平安。于佩文也让赵母给自己改个名字，大字不识一个的赵妈妈脱口而出：“你就叫蓝吧，万里无云的蓝天多好呀！”从此，于蓝便成为了她的新名字，原名“于佩文”再也没有用过。在延安的几年时间里，于蓝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学习，晚上点着汽灯参加业余演出。直到今天，于蓝也说：

“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很多如于蓝这般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批一批奔赴延安，到达他们热切向往的革命圣地，追求进步理想，实现团结抗日的梦想。其实，于蓝早年的梦想和表演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曾想当一名工程师。而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于蓝由于普通话说得好，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担任演员。也正是在这片革命圣地中，于蓝认识了后来相伴一生的丈夫——因为主演电影《英雄儿女》广为人知的演员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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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到延安时，于蓝因为喜欢表演，所以很喜欢看演出。结果有一天，17岁的于蓝，正挤在人堆里看《到马德里去》这出话剧时，突然在舞台上，看到一个十分眼熟的人。她定睛一看，那个扮演“西班牙士兵”的演员，好像在哪儿见过，感觉无比亲切。再仔细一想才想起来，原来他就是《壮志凌云》中的田得厚啊。

在上映于1936年的电影《壮志凌云》中，饰演田得厚的演员，正是眼前的田方，说起来，于蓝还是他的小影迷呢。不过那时候，在于蓝心里，演电影的人都很神秘。像田方这样的大明星，通常都是在上海滩过着养尊处优的好日子。却没想到，他竟出现在延安简陋的舞台上。而且，当他卸了妆，回到生活中，竟然也像普通战士一样穿着布衣军装、扎着绷带、脚踏草鞋，一点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其实，拍摄完《壮志凌云》没过两年，田方就从上海辗转来到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于蓝也来到了延安。后来，于蓝又有幸看到田方参演的许多话剧，在心里对这个演啥像啥的好演员佩服极了。而且，她还发现，田方虽是从上海滩来的大明星，但为人却极朴实，跟谁都能处到一块，无论什么活儿都抢着干，特别平易近人。另外无论是谁有困难，他都会无私帮助。像这么好的一个人，到哪里去找呢？渐渐地，在于蓝的心中，就对田方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而田方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眼见到于蓝，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像百合花一样恬静美丽的女生。完全属于一见钟情。于是，在一位老演员的牵线搭桥下，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1940年冬天，两人在延安的窑洞里，举办了属于他们的幸福婚礼。

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走到一起，从此一起经历辉煌和波折。而后，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从事了电影相关工作，大儿子田新新是录音师，小儿子田壮壮则是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执导过《红象》、新版《小城之春》、《吴清源》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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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电影演员，后来的田方并没再演太多电影。而是新中国电影厂的成立和发展工作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先是出任了东影的秘书长。后来，又成为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而相比之下，倒是妻子于蓝在电影表演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1949年，于蓝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位解放军野战医疗队队长庄毅。

在出演《白衣战士》之前，于蓝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已经有了八年的话剧表演经历，经常下乡为老百姓表演话剧。但拍电影对她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她习惯将舞台上极具感染力的表演方式带到电影中，对自己的银幕处女作，于蓝始终不太满意，不过，很快她又迎来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张骏祥导演的《翠岗红旗》找到了她，让她饰演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宁都的红军家属向五儿。于蓝是地道的北方人，而向五儿是一位南方人，为了塑造好角色，于蓝在一个月时间里，采访了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几十人。这一次影片上映之后，于蓝的表演受到了肯定。于蓝继续享受着从生活中萃取表演的乐趣，这也成为她之后创作的一个信念。在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龙须沟》中，于蓝饰演一位北京小杂院的劳动妇女“程娘子”。拍摄前，正怀着儿子田壮壮的于蓝，拖着已经肿胀的双腿，走访了北京很多大杂院、小胡同，还去天桥观察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数票子时的姿态，但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形象。后来电影都快开拍了，有一天于蓝碰见了院子里门房的妻子苏嫂，她说话的架势，北京人的那种味道立马让于蓝与角色联系起来，角色对丈夫儿子的关心，泼辣、豪爽、要强、爱面子都是从她身上学来的。

1954年，于蓝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训练班参加了两年的学习深造，使自己的表演更上层楼。1960年的《革命家庭》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戏里于蓝与孙道临合作，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莲。这个角色要从16岁少女演起，而当时的于蓝已年近不惑，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和精湛的表演技巧，年龄的鸿沟得到了很好的弥合。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那个年代里的表演，从来都是扎根于群众，在群众中汲取表演的最佳效果，力图让表演更加真实可感。他们不单单是拥有精湛演技的演员，更是表演艺术家。也正是因为《革命家庭》中的周莲形象，周总理评价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在一次次成功的角色塑造中，于蓝迅速成长着，而很快，1965年，于蓝也迎来了自己电影生涯中的巅峰之作《烈火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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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改编自小说《红岩》的影片，讲述了重庆解放前夕，江姐在丈夫被敌人杀害后，去华蓥山区参加农村武装斗争，由于甫志高的出卖，不幸与许云峰一同被捕，他们在狱中保守党组织秘密，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的故事。时至今日再提起江姐，恐怕绝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依然是于蓝的形象，两者几乎合二为一难分彼此，成为电影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经典。

而之所以能够成为江姐的银幕化身，并非是于蓝运气好，事实上，把《红岩》的故事拍成电影，于蓝正是最初的提议者之一，整个筹拍过程也是全程参与，出谋划策，尽心竭力。

1961年底，于蓝因病住院时，偶然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长篇小说《红岩》的连载，受到感动，认为应当将它搬上银幕。导演欧阳红英以及水华先后给于蓝打来电话，邀请于蓝与自己合作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水华、于蓝、欧阳红英花了一年多时间，多次到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收集资料，并写下了30 多万字的笔记，还采访了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以及小说中原型及与原型接触过的许多人。他们前后写了三稿，都不满意，就找到了剧作家夏衍来帮忙。夏衍当即答应，并建议以江姐做主线来贯穿。四天以后，夏衍就拿出了《红岩》的电影文学剧本。

在于蓝饰演之初，夏衍先生就对她说：

江姐不要演成刘胡兰，也不要演成赵一曼。江姐就是江姐，她爱思考，当别人激动、苦恼的时候，她又格外冷静。在很多变乱来临，江姐都能有条不紊去面对和处理。

而事实证明，于蓝也的确演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江姐，她有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精神，又有作为妻子、母亲的痛苦、隐忍和牺牲。影片在拍摄时受到了许多领导人的关注，特别是周总理十分关心这部戏，影片最初定名《红岩》，周恩来总理看过后，建议改名为《江姐》。但于蓝提出，江姐在影片中并不是唯一主人公。经过讨论，周恩来总理从叶挺将军的一首诗中取“烈火中永生”一句，亲自定了最后的片名《烈火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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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永生》令于蓝的演艺事业攀上高峰，但同样，也遗憾的成为了她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不过，因病不得不遗憾告别了所热爱的银幕和舞台后，这位满头白发、身材瘦小的老奶奶，就如她饰演的江姐般，拥有着“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她没有颓败，没有屈服，在资金不到位、人手也不到位的情况下，1981年，她受命组建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首任厂长，为儿童电影事业呕心沥血，一干就是20年。作为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她曾经拥有过辉煌，也经历过平淡。晚年的于蓝，身处北京一处不起眼的民宅中，锻炼身体、阅读书报、练习书法绘画。而当被问起那部经典的影片《烈火中永生》时，老人会笑得像个孩子，她说：

【来源：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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