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 创始人卡兰尼克堕落史：离奇与黑暗 远超你的想象

编者按：创始人在硅谷享受崇高的地位。比如苹果一度曾解雇过乔布斯，后来他又重返并且领导这家公司走向历史性的伟大。现在Uber和它的联合创始人Travis Kalanick似乎又在重演这一剧本的上半部。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特写文章回顾了Kalanick被放逐的各种细节。跟乔布斯不一样的是，被解雇的Kalanick已经是亿万富翁，而且暂时还找到了让自己忙起来的东西：玩手机益智游戏《2048》。

1年前，在投资者起诉和联邦调查前，在发生大规模辞职前，在“Uber”这个词的内涵从“全世界最有价值初创企业”变成“全世界最不正常”之前，Uber的高管们坐在旧金山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试图说服其首席执行官，Travis Kalanick，说这家公司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他自己。

这些高管手上拿到了一份对Uber Technologies Inc.来说不同寻常的东西：一项调查的结果。Kalanick靠直觉来行事，他对大家应该如何感受而不是如何做事有着倔强的感觉。Jeff Jones，Target Corp.的前首席营销官，Uber的新总裁，想要更多实质性的洞察。从调查得出的结论被打印出来并且挂到墙上。约一半受访者对Uber机器便利的打车app有着正面的印象。但如果受访者了解了Kalanick的任何事情的话，其对职场传统和当地交通法规根深蒂固的藐视绝对会给他们留下负面的看法。

就像以往一样，讨论引起了争论。Jones和他的副手认为Uber的乘客和司机将这家公司看成由一群贪婪、自私的混蛋组成。而Kalanick一如既往地反驳称这家公司存在的是公关问题，不是文化问题。

然后一位高管以接电话为由离开了会场。1分钟后，她再次出现让Kalanick走到走廊里面。另一位高管也加入了他们。三人弓着身子观看笔记本上一段刚刚由蓬勃新闻发布的视频：在超级碗周末，画质比较粗糙的黑白色行车记录仪镜头记录了Kalanick坐在了一辆UberBlack的后座，跟一位名字叫做Fawzi Kamel的司机面红耳赤地争论着资费方面的问题。

从中可以听到Kalanick 在对着Kamel吼：“一些人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们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归咎于别人！”

剪辑播放完毕时，三人站在那里呆若木鸡。Kalanick似乎明白自己的行为需要某种形式的悔悟。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人的说法，他真的是双手双膝伏地并且开始在地板上蠕动起来，口中喃喃自语道：“这太糟糕了，我太可怕了。”

然后，在懊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站起来，叫了一位董事会成员，要求制订一项新的公关策略，在这出网络泡沫以来最扣人心弦的创业戏剧中，开始扮演整整一年最后得到报应的恶棍的角色。这个故事直到现在都没有被完整地讲述过。

从某种意义来说，情节剧是从特朗普开始的。2017年1月27日，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对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人实施入境限制。群众怒火中烧。人们纷纷涌上街头；硅谷的高科技工作者也走出办公室进行象征性的抗议。在纽约，一个名叫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的小工会宣布，周六晚上下午6点到7点期间将不会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提供的士服务。

对于Uber来说，此举将给它在机场制造额外的需求，而这意味着它可以收费更高——但这可能会引起抵制。之前这家公司在让“峰时定价”发挥作用时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在纽约的经理决定要做个好公民，暂停当晚的峰时定价。

但这样仍然遭遇了强烈抵制。数年被揭露的负面事件——比如暗中监视乘客，在旧金山进行可疑的无人驾驶汽车试验，首席执行官吹嘘自己的性征服力等（仅举几例）——公众已经倾向于相信Uber最糟糕的一面。如果说这次公司不想哄抬物价的话，它的动机也许是像破坏肯尼迪机场的罢工行动。于是Twitter上冒出了一个新的标签：#deleteuber。用户删除了成千上万的相关帐户。给自己打上反Uber名牌的竞争对手Lyft Inc.，趁势给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捐赠了100万美元。

而Kalanick决定加入特朗普的商业顾问委员会更是给事件火上浇油。Kalanick认为，自己记入该委员会不是给总统背书，他只想在里面某得一个席位，就像Elon Musk、IBM的Ginni Rometty、迪斯尼的Bob Iger一样。但意图似乎并不重要。来自乘客和司机的指责开始变本加厉，Kalanick花了几天的时间跟他的高管谈论该怎么办。他们考虑他是否应该出席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试图找一些反对和离开的借口。据熟悉那次讨论的人士透露，他甚至还冒出过穿抗议T恤出席委员会会议的想法。

最终，Kalanick决定整件事情不值得费神，他的助理给他拨通了电话，好让他可以礼貌地对特朗普说不。Kalanick在约定的时间以惯常的节奏踱步离开了他的办公桌。白宫的第一个电话进入Kalanick的语音信箱。然后就是第二个电话。特朗普上线了，卡兰尼克走进玻璃隔墙的会议室传达了他的消息。谈话显然是按照预期进行的。Kalanick出来告诉同事说，总统情绪“非常低落”。

任何时候你走进Uber都会看到有一半T恤都是Uber T恤，一夜之间它们全都不见了。

2月中旬，一名叫做Susan Fowler的工程师写了一篇博客，《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的反思》，里面谈到了她在公司时目睹的性骚扰问题。那篇文章引起了大众爆炸性的反应，迫使Kalanick聘请前司法部长、Covington & Burling LLP 合伙人Eric Holder Jr.来领导对Fowler的指控进行调查。Holder在开始调查时告诉蓬勃新闻：“我们将不遗余力。这家公司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做对。”

但是打击仍然接踵而至。先是臭名卓著的行车记录仪镜头被曝光；几周之后，《纽约时报》又报道有一项秘密的Uber技术叫做Greyball，这是公司开发来识别违反公司合约条款的乘客然后拒绝提供服务的。一些城市或国家的Uber经理用Greyball来避免搭载的士巡视员等执法官员，以防后者给司机开罚单或者取缔该服务。

这一切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Kalanick不屈不挠的斗志。在会议中，他会轮流给员工、投资者和董事会留下印象并且疏远他们。慢慢地，他把很多朋友都变成了个个都有故事要讲的敌人。被委派进行这次公开调查的总裁Jones，在接手这份工作6个月后就在3月份因“领导理念和方法不同”而辞职了。在跟Uber董事会成员的离职面谈中，他说得更具体了一点，对予Kalanick机关枪式的管理风格以及不愿意倾听予以严厉批评。Jones似乎太过迫切想要离开这家公司了，以至于连辞职补贴都不愿协商，这大概让他损失了几百万美元。

Google本来也应该是Uber的盟友。这家公司在2013年对后者进行了投资，4年后其手上的股权已经价值数十亿美元。但这两家公司开始看起来更像是竞争对手，因为双方都在竞相开发无人车。不过这场本该保持友好的竞争，在Uber以超过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无人卡车初创企业Otto之后开始不可挽回地变味了。Otto大多数的核心员工都是前Google员工，由性急的联合创始人Anthony Levandowski领导。Google联合创始人Larry Page本来就讨厌Kalanick。现在更是怒火中烧。

去年2月，Google开始发起诉讼，指控Uber窃取了自己的商业机密。这些指控对Uber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最罪责难逃的是Levandowski在离开Google创办Otto之前曾经下载了14000份Google文件。

预计很快进入庭审阶段的这场诉讼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Kalanick倾听资深高管建议的话。据熟悉讨论内幕的两位认识透露，通常并不想挑战自己老板的Uber法律顾问Salle Yoo，对这桩案子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Kalanick的副手，首席商务官Emil Michael，不愿沾手这桩交易——他并不认为其中的财务意义有多大，而且还会冒引起Google强烈反对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交易完成前受聘对Otto进行尽职调查的私家调查员了解到Levandowski拿到了Google 5块盘的数据，里面涉及Google的无人车项目及其他一些信息，包括“源代码、设计文件、激光资料、工程文档以及与Google无人车相关的软件”。（Levandowski称自己已经销毁了那些磁盘，但调查员无法证实这一点。Uber称自己的无人车技术并没有借鉴Google的，也从来没拿Google的文件。）

声称自己从未读过调查员报告的Kalanick还是不管不顾继续推进这一交易。他还同意会保护Levandowski不受Google发动的法律攻击。Kalanick正在把巨大的赌注押在喜欢快速行动，不拘一格做事的人，哪怕是按照硅谷古怪的工程师的标准来衡量。

然后，在Google发起诉讼后，Levandowski告诉法庭自己可能会援引第五修正案对自我认罪的保护。糖浆不再为该公司进行辩护，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危险境地。Uber的法律总顾问Yoo当时正在旅游，她跟Kalanick进行视频会议之后，要求Uber要么让Levandowski，要么解雇他。Yoo的副手，盯住这个案子的Angela Padilla同意了。Kalanick坚持要公司与Levandowski同进退——因为Kalanick的这位“异母兄弟”（Kalanick的描述）最终将被证明是无罪的。

这就像一颗在公司内部爆炸的炸弹一样

到了春季的时候，公众对Kalanick的强烈抗议声在公司的调查已经表现得一清二楚。调查有一个问题是让受访者回答对特定商业领袖的看法是什么，在所有技术CEO里面他是最后的一个，排名仅仅高于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的CEO。员工的士气也跟CEO的名声一起下跌。一位高管表示：“直到2017年以前，任何一天只要你走进Uber都会看到有一半的T恤是Uber T恤。但它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大家都不想穿Uber的东西。”

Kalanick不能也不愿纠正自己。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他的判断力开始恶化。他决定自己应该私下向Kamel，那位视频中被他责难的司机表示道歉。他的计划很简单：在某个中立的、不构成威胁的地方跟Kamel见面，用5分钟的时间开开玩笑、说声对不起然后走人。

会面持续是1个多小时，因为Kalanick又跟Kamel就Uber的定价策略吵起来。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到最后Kalanick提议给这位司机一笔Uber的股票。

屋内跟Kalanick和Kamel坐在一起的是负责Uber在旧金山业务的Wayne Ting。在后来在员工和主管间转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Ting表示自己对所看到的事情深感不安。他告诉大家他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来寻求道德方面的建议。他担心用Uber自己的股票支付给司机在财务上是不负责任的——难道Uber会对所有感觉受到虐待的司机都予以补偿吗？对于Ting来说，这件事情散发着缺乏自制力的恶臭。在那封电子邮件中，Ting写道，Kalanick “不再具备领导Uber的人品”。据知情人士透露，在Uber的律师坚持说公司不会付钱给Kamel帮 Kalanick解决他的个人丑闻之后，Kalanick同意自掏腰包20万美元。Kalanick的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会谈以积极的方式结束，Travis对Kamel先生的开放与宽容表示赞赏。”

去年3月份，科技出版物《Information》公布了一份报告，里面披露2014年Kalanick和其他一些Uber高管曾经到首尔一家卡拉OK酒吧去玩。Kalanick当时的女朋友Gabi Holzwarth也一起参加了这次工作之旅，她告诉《Information》那酒吧是有“三陪”的，每一位女性身上都有一块数字标签好让客户挑选起来可以更加容易。（Holzwarth说她和Kalanick一个小时后就离开了酒吧。）

据称Uber高管一起到首尔的一家“卡拉OK”酒吧去消遣

去年6月，彭博新闻和科技博客Recode报道，Uber亚太区总裁Eric Alexander拿到了一份机密的病历档案，这份档案的主人是2014年12月一起可怕的强奸案的受害者，一名26岁的乘客被德里的一位Uber强奸了。Alexander、Kalanick等高管一起讨论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理论——这起强奸案可能是Uber在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Ola设的一个局。Alexander通过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

亚洲，尤其是印度的事情被披露后，在Uber内部引发的震动跟外部一样强烈。一位资深高管说：“这就好像一颗在内部爆炸的炸弹”。这则故事被披露后，很多员工都呆在家里不出来了。大家有种感觉，这家公司已经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

不久之后，Uber ELT（执行领导团队，Executive Leadership Team）的6位成员给董事会发送了一份秘密信件。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封信要求任命一位独立的董事会主席，在最高层面上对公司负起责任。他们恳请董事会解雇Alexander当时的老板Emil Michael，后者也是Kalanick关系最亲密的副手，并且要求董事会强迫Kalanick至少要休假3个月。

这些年来，Kalanick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跟Bill Gurley（他最早的支持者，Uber董事会成员）打交道。Kalanick告诉同事，他只需要不理会Gurley打过来的电话，然后Gurley的电话就不会那么频繁了。

Gurley似乎从来都没有受到这种静默处置手法太多的困扰。作为身材瘦长和蔼可亲的德州人，风投机构Benchmark的合伙人，他经常在会议和电视上露面，给Uber宣传并且赞扬其CEO的创业能力。2016年，作为接受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35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他跟其他Uber董事会成员一道将更多的控制权交给了Kalanick。

随着2017年时间的慢慢流逝，Kalanick变得比以往更加不愿开口。他经常缺席或者取消领导团队会议，也没有履行他在一封公开信中的声明，要招聘“一位首席运营官：一位可以跟我一起合作，书写我们旅程下一篇章的同行”。去年3月，经过多年的尝试之后，Gurley终于被委任来领导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从中他了解到了Uber帮助司机购车筹措资金的次贷汽车租赁部门亏损严重的事实。

以前是拉拉队长为Uber鼓与呼的Gurley变得焦虑然后是恐惧。Benchmark手上握有的Uber股权价值好几十亿美元呢，会不会被腰斩呢？会不会变得一文不值？大家会不会到头来对簿公堂？Benchmark的人担心Uber的情况正在影响Gurley的健康。

Gurley和他的合伙人拒绝谈论在Uber的那些争端，也不愿透露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不过在跟同事的交谈中，Gurley表达了对Kalanick在处置Google法律诉讼案的沮丧，并且对Kalanick 在自身顾问敦促的情况下也不愿炒掉Levandowski表示费解。去年5月，作为逐步争取对Uber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Gurley和私募股权机构TPG的联合创始人David Bonderman一起草拟了一份决议，要授权董事会解雇Levandowski。Kalanick最终屈服了，5月底，Levandowski被解雇了。

到了六位高管联名写信给董事会敦促让Kalanick强行休假时，Gurley已经准备好要考虑这个问题。6月11日，星期天，董事会在Holder的律师事务所，Covington＆Burling的洛杉矶办事处举行会议。他们审议了Holder的报告，该报告不仅详细描述了公司发生的一系列性骚扰事件，还提到了不守法的企业文化，体系性将遵守规则视同为官僚主义和失败。董事会投票通过了Holder提出的47条建议，包括重写Uber荒谬的兄弟义气式的文化价值观（“不怕得罪人toe stepping”，“永远奔忙always be hustlin”），限制公司活动中对酒精的消费，并且为员工建立一个匿名的投诉流程等。

讨论没有涉及到让Kalanick辞职的事情，但董事会同意让这位CEO暂时休假一段时间，这也是他自己的主张。Kalanick刚刚经历了一次家庭惨剧的悲痛——在加州Fresno的一起游艇事故中，他的母亲Bonnie丧生，父亲也严重受伤。在事故后，Kalanick一直都说自己将接受休假的要求，这既是为了哀悼，也是作为结束媒体风暴的手段。

2天之后，媒体创业家，同时也是Kalanick 在董事会最坚定的盟友的Arianna Huffington，在Uber位于旧金山Market Street的总部大楼召开了一次全员大会，宣布董事会的建议以及Kalanick将休假的消息。一个由16位高管组成的委员会将负责公司运营，并且将进行一轮修复形象的改变，比如给Uber增加一项已被争论很久的小费功能，并且对整个司机支持业务进行更新。

Kalanick既没有出席全员大会，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也没有来办公室。但是员工和董事会成员从未感受到他的不存在。据许多内幕人士透露，Kalanick不断在开电话会，审核内部数据，还招聘候选人填补执行团队空缺。Gurley还从几位主要投资者那里听说，Uber的财务团队在悄悄地传话说Kalanick还在掌控大局。

即便是在Kalanick看似缺席的高层讨论中，一些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也怀疑Huffington在充当他的代理人。《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是Uber办公室的熟面孔，提出的建议似乎是为了推销她做健康服务的新公司Thrive Global Holdings LLC。比方说，她想在司机中心放置“小憩舱”，为司机提供冥想腕带。为此Huffington的公司收到了Uber 5万美元的咨询费。这种被认为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在内部不大被认同，据熟悉内幕的一位人士透露，后来她把这笔钱退了回来。Huffington的一位发言人说Thrive提供服务是有代价的，而Huffington退换费用是因为事件需要她在Uber担负起更加积极的角色。

创始人在硅谷享受崇高的地位。苹果一度曾解雇过乔布斯，后来他又重返并且领导这家公司走向历史性的伟大。从此解雇一位成功的创始人就被视为是大忌。Benchmark的做法很硅谷：要么100%支持CEO，要么全力反对。没有折衷。

在Kalanick休假几天后，在公司位于加州Woodside的办公室举行的一场会议上，Gurley和他的合伙人终于做出一个决定：Kalanick必须走，而且再也不要回来。他们悄悄地接触了其他的投资者——First Round Capital、Menlo Ventures、Fidelity Investments、Lowercase Capital——这些机构各自也都相应召开了自己的合作伙伴会议。这5家联名写信恳请Kalanick辞职。

去年6月20日，Benchmark派出了2位合伙人，Matt Cohler与Peter Fenton去到芝加哥找Kalanick，当时后者正在对前全食超市的联合CEO Walter Robb进行面试以填补COO的空缺。两位风投家在丽嘉酒店给了Kalanick一个惊讶，并递给他一封名为《让Uber继续前进》的信。信件列举了他许多条导致公司陷入法律危机的领导失策。同时要求他辞掉CEO并放弃自己控制的董事席位。

Uber就是Uber，一切都不按套路出牌

Benchmark把这封信看作是是力争取得优势的开局下法。这家机构和其他投资者拿到的Uber投票权总共只有40%——这个数字是不足以迫使他辞职的。但它还有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Cohler和Fenton告诉Kalanick还有几个小时他们才会选读这份声明。而且说如果他辞职的话，他们会告诉全世界他是自愿退出的。

Kalanick在恐慌中度过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边征询Robb的意见，一边召集盟友、律师和投资者。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Huffington打电话给Kalanick督促他退位。两人一致认为这封信是诉讼欺诈的第一步，同时还可能是一场激烈的控制权争夺战的开始，而会进一步损害他帮助建立的这家公司。

Kalanick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经过了“5个月的连续打击之后”，他已经没了再打一场的精力。两位Benchmark合伙人以及Gurley本来以为他同意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出乎他们的意料，Kalanick在芝加哥丽嘉酒店签字同意了他们备好的文书。

不过Uber就是Uber，一切都不按套路出牌。《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详细的故事报道辞职一事，这令Kalanick大发雷霆。他以为本该是一次优雅的离开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自己被Benchmark管理层驱逐了。

Kalanick于是食言毁约，不愿放弃自己的以及另外两个他控制的董事会席位。他还开始打电话给Uber的早期员工，询问如果他要求股东投票的话是否能得到他们的支持。8月10日，Benchmark的 Cohler开始联系在非洲旅行的董事会成员，提醒他们Benchmark正在特拉华法院起诉Kalanick，指控他欺诈并违反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几天后，一群忠于Kalanick的投资人提交了一份支持他、反对Benchmark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Kalanick已经否认了Benchmark的指控。Benchmark同意在跟软银的交易通过之后放弃诉讼。Kalanick计划在这次交易中卖掉自己所持1/3的股份。）

这位前CEO非常迷一款手机益智游戏。

尽管他不再来办公室，但Kalanick仍设法置身于公司的事务之中。他为自己选出来的继任者，前GE CEO Jeffrey Immelt进行游说。对此Uber的董事并不同意——他们怀疑Kalanick从Immelt那里得到了担保，后者同意只干两年，然后为他的乔布斯式的回归铺平道路。Kalanick还飞到西雅图面试了投资者TPG推荐的外卡候选人：Expedia 的CEO Dara Khosrowshahi，后者后来对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惊讶，这肯定让人感觉Kalanick仍在负责。

的确，Kalanick在公司内部还有一些不愠不火地支持。但他的点票甚至惹恼了维护他的人。他还每天给主管打电话，询问有关公司的细节信息。更糟的是，他还命令安保搜查一名员工的电子邮件，看看那个人是不是泄露了有破坏性的内幕故事。16人的管理团队受不了了，于是给Uber董事会写信（显然是指向Kalanick），要求他们避免接触员工或者干涉公司的事务。Kalanick精心选出来的高管团队也背叛了他。

不管怎样，Uber在运转不畅中聘用了Khosrowshahi，后者以一分深思熟虑的PPT给董事会留下来深刻印象，其中一张片子写道，“一次只能有一位CEO”。Khosrowshahi身上具备了Kalanick所没有或做不到的东西：谦逊，做一名好的倾听者，还有外交手腕。他的说法跟Kalanick的口头禅正好相反：“我们没有公关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表现很糟。”去年9月，当伦敦撤销了Uber的经营执照时，Khosrowshahi去那里拜访了的士监管当局，并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写道：“我代表Uber在全世界的所有人表示道歉。我们将代表数百万伦敦人对这一决定提出申诉，但我们也承认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找到资本注入（比如软银领导的财团最近对Uber的投资）、削减公司的烧钱率（2017年的亏损：40亿美元）、解决其中一些法律问题（过去2年的律师费：估计达5亿美元），然后向2019年的IPO进军将是Khosrowshahi的责任。

Kalanick曾私下告诉别人，他认为道歉之旅是个错误。但他的意见已经不再重要——Uber的新COO Barney Harford说他在受聘过程中并没有见到Kalanick。跟软银的交易将让Kalanick成为亿万富翁。朋友说他正在设法让自己忙起来。他开了个家庭办公室并跟他父亲在洛杉矶呆在一起。而且他在单机手机益智游戏《2048》的表现非常不错。

原文链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8-01-18/the-fall-of-travis-kalanick-was-a-lot-weirder-and-darker-than-you-thought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