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人专有的月名

作者简介

特木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和蒙古史。在《元史论丛》《蒙古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文章。

一

《元朝秘史》的佚名作者在最后一节说，此书于鼠儿年的忽阑撒剌，大蒙古兀鲁思在克鲁伦河畔曲雕阿阑大忽里勒台期间写毕云。“忽阑撒剌”之“忽”左上方有“中”字，表示“忽”读后元音qu；在“阑”“剌”左上方各有一小“舌”字，表示这两个音节以舌音r开头。总之，这个词应转写为蒙古文quran sara。“忽阑撒剌”有旁译曰“七月”。

也就是说，13世纪蒙古人称太阴历七月为quran sara。或者说，忽阑撒剌对应孟秋之月，这是明初翰林院那些汉字音写者的认知。前近代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蒙古语月份名系统，具有浓厚的游牧社会的文化特征。何启龙称之为物候月名。明初翰林院编写《华夷译语》，其中的“时令门”列出了蒙古语月份名，旁译则以太阴历汉语月份名一一对应。其中也有“忽阑撒剌”，与之对应的也是“七月”。亦邻真先生认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本的“完成时间亦在明初，形式也与《华夷译语》相近，其编译目的和性质当与《华夷译语》同”。

《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收有《至元译语》，其题记说：“《至元译语》，犹江南事物绮谈也，当今所尚，莫贵乎此。今分门析类，附于绮谈之后，以助时语云。”《至元译语》的“时令门”列出了正月（忽必撒剌）、二月（胡打里玉宣真撒剌）、三月（兀年玉宣真撒剌）、四月（可撒剌）、五月（胡打儿撒剌）、六月（纳智儿撒剌）、七月（兀懒撒剌）、八月（补工撒剌）、九月（忽察答里必撒剌）、十月（怯敛都撒剌）、十一月（亦剃古撒剌）、十二月（库胡列儿撒剌）。

这些记录很早就引起蒙古史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从1990年开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陆续出版，第6册收录明初的《华夷译语》。令人惊喜的是，此书“时令门”所列蒙古语月份名将汉字音写、旁译和蒙古文齐备，从正月到腊月依次是

qubi sara正月（忽必撒剌）、

quir sara二月（豁者儿撒剌）、

gelin sara三月（兀格勒陈撒剌）、

kkei sara四月（可可亦撒剌）、

ularu sara五月（兀剌鲁撒剌）、

uiru sara六月（兀亦鲁撒剌）、

γuran sara七月（古阑撒剌）、

buγu sara八月（不忽撒剌）、

qua sara九月（忽察撒剌）、

kelbtür sara十月（客勒卜秃儿撒剌）、idelkü sara十一月（亦得勒忽撒剌）、kkeler sara十二月（可可勒儿撒剌）。

两《译语》在二、三月和五、六月的蒙古语词略有差异，但是两者与太阴历月份的对应关系几乎没有歧异。

太阴历春正月是岁首之月，与忽必撒剌对应，学者们注意到《至元译语》和《华夷译语》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1846年布里亚特学者道尔吉·班扎罗夫先生发表《正月——蒙古人春节》，提出蒙古历法以秋九月为岁首之说。1956年，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先生发表《关于蒙古人岁月名》，他从汉文史书中陆续发掘出《至元译语》《华夷译语》《八纮译史》等史料，在汉文史料发掘方面取得突破，同时对班扎罗夫的“秋九月岁首说”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感到困惑或尚待解决的问题明白地摆到了读者面前。1978年，亦邻真先生以笔名Aratnakarba在《内蒙古大学学报》发表蒙古文《古蒙古语月名》，文章以近乎“科普”的文体讨论前近代蒙古社会的月份名，文笔轻快而简洁，甚至连注释都省略了。读者如果仔细比较阅读就可以发现，亦邻真先生以渊博的民族学和语文学知识解决了前人遗留或困惑的多个问题。他对于小林先生批评班扎罗夫的意见并未提出异议，认为忽必撒剌是岁首之月，而忽必撒剌在蒙古语中在也被称为aγan sara。

2005年，蒙古国学者那·纳干宝出版专著《蒙古纪年法》（基里尔蒙古文），翌年在呼和浩特还出版了竖写蒙古文版。此书重提蒙古以秋九月为岁首之说，且以此为圭臬，试图对《元朝秘史》《蒙古源流》《俺答汗传》等蒙古文史书中出现的月份进行重新解释，引起了学界很多人的关注。即使其结论不会造成颠覆性的效应，也有可能在非专业的读者群中造成迷惑和混乱。甚至有读者会怀疑《至元译语》和《华夷译语》蒙古语月份名和汉语月名的对应关系和学者有关蒙古史上很多事件的时间的结论。作者的尝试无疑是极具雄心的，无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都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并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元译语》和《华夷译语》等书排列的蒙古语月份名与太阴历月份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否成立？

二

元代的汉蒙对译语汇《至元译语》和明初成书的《华夷译语》记录蒙古语岁首之月均为“忽必撒剌”，旁译为“正月”，也就是说，忽必撒剌对应太阴历的正月，就是元朝官方文书所记岁首孟春之月（qabur un terigün sara）。所以说，忽必撒剌就是蒙古语的aγan sara，时间坐标非常清楚。汉蒙双语《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立石碑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月。碑文说忻都公于“至顺二年（1331）正月庚寅卒，享年六十”云。此碑原文是汉文，撰写者是危素，由中书左丞也先不花（Esen Buqa）译成蒙古文，蒙古文第31行写为iün qoyaduγar on qubi sara in arban drben-e ebedin kürteü ob iron nasun dur iyan tngri-yin ayaγan dur güiegdebesü。

需要注意的是，正月对应qubi sara。对照汉蒙碑文可知，也先不花的历史和语文学素养极高。柯立夫先生说也先不花对大蒙古国早期历史以及忻都公家族的历史都了如指掌，在汉文碑文概略之处，也先不花所撰蒙古文碑文多次提供了准确的细节。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汉文碑文中的太阴历正月对应蒙古语的qubi sara。看来正月对应qubi sara（忽必撒剌）在博通语文与历史的也先不花而言应该是基本常识而已。2019年，亦邻真先生生前译释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的手稿影印出版，他将元代亦集乃蒙古文契约文书中的qubi sara汉译为正月。

三月，《华夷译语》写为“兀格勒陈撒剌”。《玉芝堂谈荟》的译音用字完全相同。三种书完全契合。《至元译语》则写为“兀年玉宣真撒剌”。亦邻真先生转写为蒙古文ünen geljin sara。如果忽略前面的修饰限定语“胡打里”和“兀年”，那么“玉宣（完/宽）真撒剌”《华夷译语》的“兀格勒陈撒剌”完全契合。万历十六年（戊子），三世达赖喇嘛在漠南蒙古喀喇沁地方圆寂，《蒙古源流》第七卷说三世达赖喇嘛在四十七岁时“uu quluγana il un gelin sar-a in qorin irγan edür-e”在喀喇沁名为irmantai之地圆寂。

这里的uu quluγana il是戊子年，无须多言。gelin sar-a in qorin irγan edür-e，乌兰先生汉译为三月二十六日，且引据《三世达赖喇嘛传》也记载为三月二十六日。《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藏历三月二十六恰好对应太阴历三月二十六日。这个可以证明，产生于鄂尔多斯的《蒙古源流》记录的uu quluγana il un gelin sar-a in qorin irγan edür-e就是万历十六年，也就是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胡日查说萨冈彻辰在撰写《蒙古源流》的时候仍然遵循蒙古统一的历法。该书有关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间的记录证明，胡日查先生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万历九年（辛巳，1582）十二月，俺答汗去世。佚名蒙古文史书《俺答汗传》记录他去世的时间和地点说aγan moγai jil dür Qatun u γool dur kgeler sara in arban yisün dür bars edür tür云，珠荣嘎先生将kgeler sara汉译为十二月，是在综合蒙古文和汉文史料基础上的汉译。时间和地点都非常具体而清晰。《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记万历九年十二月，三娘子派遣使臣告讣于塞上，说俺答“以是月十九日卒”，与蒙古文《俺答汗传》的年月日完全契合。

《万历武功录》所记万历九年十二月是可以确定的，这与辛巳年之kgeler sara是完全契合的，时间坐标确定无疑。赛熙雅乐认为《俺答汗传》所记辛巳年的kgeler sara是西历1582年1月，或者说他接受了珠荣嘎先生的解释。蒙古国纳干宝先生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1582年1月”，他仍坚持蒙古以“秋九月岁首说”，认为如果辛巳年始于1581年秋，则kgeler sara应该是西历1582年9月。笔者认为，珠荣嘎先生的解释可以信赖的。至此，我们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至元译语》和《华夷译语》所列蒙古语月名和汉语太阴历月名的对应关系似难轻易否定。

三

《元朝秘史》第81节还出现了另一种日期。孟夏月圆之日（unu terigün sara in ulaγan tergel edür）。这种季月名，也就是四季名分别组合首、中、末月以称太阴历十二月名的形式，也就是以春、夏、秋、冬四季名分别组合孟、仲、季（terigün、dumdadu、eüs）以分别对应十二月，或可称为季月名。这是元代皇帝圣旨、皇后懿旨、诸王令旨和帝师法旨落款月份的标准格式。迄今已经发现的，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至元二十八年的28件皇帝圣旨、令旨、懿旨、法旨，无一不是用这种季月名来在标注时间。元朝行政所遗留史料证明，季月名是标准格式。

无独有偶，远在西域的伊利汗国同样遵循这个规范。至元二十六年（1289）阿鲁浑汗致法国菲利普四世的信的末尾所署时间biig manu üker il unu terigün sara in irγuγan qaγuid da Kndelen-e büküi-dür biibei，此句或可摹译为“令旨俺的牛儿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宽迭连里有时分写来”。

至元二十七年（1290）阿鲁浑汗致书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蒙古文文书的末尾所署时间biig manu bars il unu terigün sara in tabun sinede Oroms da büküi-dür biibei，可摹译为“令旨俺的虎儿年孟夏月初五日Oroms里有时分写来”。大德九年（1305）完者都汗（1304—1316）致法国菲利普四世的信的末尾所署时间biig manu doluγan aγud drben od-tur moγai il unu terigün sara-yin naiman qaγuid- ta Aliwan-a büküi-dür biibei，或可摹译为“令旨俺的七百四年蛇儿年孟夏月二十八日Aliwan里有时分写来”。

也就是说伊利汗国与元朝处于同一个时间轴，在月份名称方面，其官方文书与元朝一样，都用春夏秋冬与孟仲季相结合的季月名。伊利汗国与元朝处于同一个时间轴，这应该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大都时间”。伊利汗国对于蒙古的月份名也都是了解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伊利汗国中国科技珍宝书》可以看出。

2000年，位于荷兰莱顿和美国波士顿的布瑞尔出版社出版了阿拉伯字的六语字汇《国王字典》（或称the Raslid Hexaglot即“拉素里王朝六语词典”）。这是14世纪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希腊亚美尼亚和蒙古等六种语文的分类词汇集，发现于也门的萨纳。根据Peter Golden和Thomas Allsen的研究，该书中的蒙古语词汇来自伊利汗国的蒙古人。特别是《国王字典》，相对集中记录了十二月中九个月的蒙古语称谓，这是令人惊喜的新发现，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的蒙古语月份名诚然是吸引学者注意力的磁石，但是笔者认为，时令部分的词汇中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蒙古语物候月名与季月名的对应关系。

波斯语文无疑是伊利汗国官方的重要语文（倘若不是最重要的语言），《国王字典》的波斯语词汇应该是反映了伊利汗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名物制度。令人诧异的是，《国王字典》所列波斯语月份名并非波斯语或者伊斯兰教固有的月份名，而是蒙古语—汉语季月名的波斯语译本。

正月，《国王字典》的蒙古语写为

（qubi sara），波斯文写为

（avaal-i bahr），译注者的解释是first month of Spring，意谓孟春或春正月。《至元译语》和《华夷译语》的正月都写为“忽必撒剌”，与《国王字典》完全吻合。

二月，《国王字典》译注者拼写为

（qara oujir），当然就是qara qujir，只是阿拉伯字母有遗漏，对应的波斯文是

（mh-i duyyum-i bahr），译注者释为“仲春”（second month of Spring）。《华夷译语》的“豁者儿撒剌”大体契合。

三月，《国王字典》写为

（heljin）与《华夷译语》所记“兀格勒陈撒剌”完全相同。波斯文对应为

（mh-i siyum az bahr），译注者释为“季春”（the third month of Spring）。

四月，《国王字典》写为

（kke sara）与之对应的波为

（avaal-i tbistn），译注者释为first month of summer，与《华夷译语》可可亦撒剌相吻合。

七月，《国王字典》写蒙古语为

（quran sara），与之对应的波斯文为

（mh-i avaal-i pyz），译注者释为first month of Autumn秋季第一个月，即孟秋。《元朝秘史》第282节写为“忽兰撒剌”，旁译为“七月”。七月就是孟秋，《华夷译语》所写“古阑撒剌”契合。

八月，《国王字典》写为

（buga sara），波斯语对应为

（mh-i duvum-i pyz），译注者释为the second month of Autumn，意谓秋季第二个月，也就是仲秋了。《华夷译语》写为“不忽撒剌”。

九月，《国王字典》只写

（qua），省略了sara。译注者给补充理解为qua sara。波斯文对应为

（mh-i siyum-i pyz），也就是秋季第三个月，即季秋。《华夷译语》写为“忽察撒剌”。《至元译语》写为“忽察答里必”。

十月，《国王字典》写为

（keltür sara），英译阙如，阿拉伯字拼写遗漏了阿拉伯字母b。

（avaal-i zamistn），英译者的解释是the first（month）of winter，冬季的第一个月，也即孟冬。《至元译语》写为“怯敛都撒剌”。亦邻真先生写为蒙古文kelebtür。《华夷译语》之“客勒卜秃儿撒剌”蒙古文对应为kelbetür。《玉芝堂谈荟》写为“客勒卜秃儿撒剌”，照抄了《华夷译语》的汉字部分。

在十月之后，《国王字典》列出

（kyer sara），波斯文相对应的是

（mh-i duvum-i az zamistn），英译者的解释是the second month of winter 即冬季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仲冬。这里克拉克前揭文章给了我们很重要启发，他注意到田清波神父所编《鄂尔多斯词典》称十一月为ixxe klür，称十二月为baga klür。我们认为

极可能是klür的误写。这也证明了何启龙所说《国王字典》所记

（kyer sara）相当于十一、十二两个月之说总体上是正确的。

《国王字典》的蒙古语物候月名与《华夷译语》表现出更多的对称关系。汉字音写的《华夷译语》与《至元译语》将蒙古语物候月名与太阴历月名一一对列，而阿拉伯字音写的《国王字典》则将蒙古语月名与伊利汗国官方使用的月名一一对列。虽然期间出现一些缺漏，我们可以确定，至迟在元末明初蒙古人概念中，蒙古月份名与太阴历月份是吻合的，蒙古月份名与太阴历月一一对列的对应关系当时的常识。时间坐标是清晰而明确的。学者当然可以质疑常识，但是要有足够的依据。

班扎罗夫提出“秋九月岁首说”是由于蒙古高原的某些地区的游牧集团保留了更古老的习俗，例如鄂尔多斯，其月名颇具独特性，亦邻真先生文章有提到，但是限于体裁，没有展开。1984年，胡日查发表专题论文《探掘鄂尔多斯月份名》，专题讨论了鄂尔多斯蒙古人以孟冬，即太阴历之十月即孟冬为岁首的古老的月历习俗。但是这在蒙古高原各游牧集团中应属特例。至迟到忽必烈时代，蒙古高原大部分地区应该都已经趋同。即使在鄂尔多斯的各游牧集团中“小传统”也未必有普遍性。需要说明的是，个别游牧集团的“小传统”，可能延续到清末。《理藩院则例》卷五三“违禁”条禁止蒙古王公先后贺年，“如先后贺年者论罚”云，可能就是为了对应这种差异而做出的规定。

四

太阴历的五月和六月，也就是仲夏和季夏两月，《华夷译语》写为“兀剌鲁撒剌”和“兀亦鲁撒剌”，《至元译语》则写为“胡打儿撒剌”和“纳知儿撒剌”。关于“胡打儿撒剌”，亦邻真先生写蒙古文为qudar sara,认为qudar就是quir的古代写法。这里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如果qudar就是quir，那么quir究竟是指代二月还是五月？令人疑惑不解。关于六月“纳知儿撒剌”，亦邻真先生写为蒙古文nair sara，并指出达斡尔语中仍然呼夏季为nair，元代蒙古人将六月称为夏月，与当时所使用的《授时历》相吻合。《华夷译语》和《至元译语》在五月和六月两处出现分歧，显得很突兀，《国王字典》至此也突然显得无所适从，竟然改辙，将五月写为

（jun-u dumdadu意谓“仲夏月”），将六月写为

（jun-u hujaur意谓“季夏月”）。这是元朝和伊利汗国官方使用的月份名，波斯语则分别对应为

（mh-i duvum-i tbistn，仲夏）和

（mh-i siyum-i tbistn，季夏），这应该不是巧合。何启龙称这种命名方式为季节月名？为什么《国王字典》至此突然发生变化？何启龙认为五六月“无关验证时节，判断闰月，是不重要的。因此变得不稳定，随时被弃置”。这种解释似不能令人满意，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不解，那就是闰月。现代内蒙古称为ilegü sara，意谓“余月”，也有地区称为ndr sara，意谓“高月”。村上正二在他的《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物语》中提到一个ab sara，或意谓“间月”？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中出现至少两次un sara的记录，un应该是从畏兀儿转借的汉语借词。克拉克的博士论文《畏兀儿民事文书导论》指出，13—14世纪的畏兀儿文文书中出现un ay，认为就是来自汉语“闰月”。小林高四郎先生所引《八纮译史》的材料“闰月，綛蛮”，没有进一步解释或者说明。然而查核《八纮译史》及其源头《玉芝堂谈荟》都写为“闰月，纽蛮撒剌”，非常清楚。再往前追溯其源头的话，《华夷译语》写为“纽蛮撒剌”，蒙古文则写为niγumal sara。可以确定，“綛蛮”应该是“纽蛮”之误，蒙古文写为niγumal～ni’umal sara，意谓“隐匿的月份”。

《元史》的本纪部分在1259年以后闰月40次，而《元典章》闰月发出圣旨或者诏书只有两次，其一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颁至元钞[诏]》。陈高华先生等据《世祖纪》卷一一和《桑哥传》认为，此诏书应该是在三月甲午，即三月初四日。还有一件就是延祐四年（1317）《建储诏》。此诏书内容虽然在《诏令》和《圣政》不同类目先后出现十次，却是一件诏书。

这样来看，这一《闰正月诏》可能是《元典章》唯一一件闰月发出的诏书。通检呼格吉勒图先生和蒙古国Tumurtoγoo先生集录的文献汇编，元朝和伊利汗国统治者发出的八思巴字和回鹘字蒙古文圣旨、懿旨、令旨、国书末尾，都署以季月名，无一例外。十二个月名几乎都有出现，唯独没有出现闰月。为什么那些圣旨令旨等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闰月？这个现象提醒我们重视“纽蛮撒剌”，蒙古文为niγumal sara，意谓“隐匿的月份”。这是否意味着闰月被隐藏在了前面的月份中了呢？如果确实是“隐匿”了，为什么“隐匿”？是禁忌吗？这无疑是有待考证的问题。

致谢：2018年4月，笔者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学院大学访问期间，对照阅读小林高四郎和亦邻真先生关于蒙古月名的文章，开始萌生撰文之意。2019年6月，为准备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工作坊《中古阿拉伯文献与丝绸之路研究》的讲座，终于将关注已久的题目写成初稿。感谢工作坊主华涛老师的安排。感谢《国王字典》的译注者，是本论文提供基石。在为撰写论文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元史研究室博士生朝克的帮助。在波斯文录入方面，先后得到乌罕奇博士和魏曙光教授的技术支持。

文献搜集阶段，得到内蒙古社科院的全荣、朝克满都拉、内蒙古大学的希都日古、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谢咏梅、南京大学的买合木提江等史学同仁好友的帮助和支持。修改过程中，通过微信得到很多师友的帮助和支持。内蒙古社科院的双宝老师提醒我注意到了纳干宝老师的书。大阪大学的松井太教授帮助我扫描了克拉克的文章。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保文先生，他提醒我注意胡日查和曹纳木的成果，并在多个名词的问题上进行争论和辩难，从中得到很多提示和启发。乌兰老师在审阅以后给予鼓励和支持，在此铭感不尽。为一篇拙文惊扰如此众多的师友，占用他们很多时间，回想起来心中不安也充满感激，在此谨志谢意。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文史》第14辑，科学出版202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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