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然山铭》文辞新补正

位于蒙古国的《燕然山铭》摩崖刻石，自2017年7月被发现以来，专家学者们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由于一直未有清晰的拓本公布，使得在文字的辨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憾，田振宇先生2020年2月8日于澎湃发表有：《〈《燕然山铭》文本新订定〉之新订——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一文》，就很多文字进行了订正，多有创见，但其中“圉”“鹰”“邪”“拓”“神”五字的判读还有进一步商榷之处。此文旨在以笔者所见到的《燕然山铭》拓本为基础，试就铭文中的相关问题，以及《燕然山铭》的书法特色略述浅见，期以抛砖引玉。

摩崖释文及布局

摩崖文字自右向左刻写，共20行，满行15字，总计288字。绝大部分文字可依稀辨识，只有15个字，漫漶严重，无法释读，依传世文献补入，并外加方括号，以示区别，迻录如下：

《燕然山铭》文字布局文辞补证《燕然山铭》的全文，收录于传世文献中，但与刻石文本对校，还是存在诸多的差异，汇总如表一（“乃”与“迺”，“以”与“”的差异未列入）。另试就有争议的部分单字以及有差异的重要文句，略作浅述。

表一一、刻石中，“七月”之下留出七个字的空间，“寅亮”之下留出两个字的空间，此为在尊号“有汉”、“圣皇”前空格以示敬重的行文排列方式，谓之“平阕”。传世文本中限于铭文的排列布局不详，于此细节并无反映。这种情况，在现存东汉的刻石中少见。现藏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造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的《礼器碑》中，第八行开首的“皇”字被单独抬高一个字，这应是另一种在尊号上象征性表达敬重的行文方式。

“七月”二、传世文献中，“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三句，在刻石中极其简省，写作“登翌室，纳大鹿，维清。”“鹿”与“麓”通。乍一看，传世文献中的“寅亮圣皇，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四句，两两相对成文，朗朗上口。而刻石中的“登翌室，纳大鹿，维清”似乎显得有些突兀。如果也按照四字来断句，作“寅亮圣皇，登翌室纳，大麓维清”讲，又与所引《尚书·尧典》中的“纳于大麓”相悖。如此重要的纪功刻石，且作文者班固当时也在现场，因何出现这样的文辞简省现象？仔细来看，刻石文字中“登翌室”是问题的关键。传世文献中，把“登翼”二字合在一起理解，谓登用辅翼也，但在刻石中，“翌室”显然独立成词。《尚书·周书·顾命》载：“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二字，清代江声注云：“路寝旁室也。翼是左右两旁之名。”又“路寝”为古代帝王正殿所在，《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路寝者何，正寝也。”“登”字《尔雅》云“升也”，“登翌室”即指汉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由虎贲中郎将升为侍中，内主机密，外宣诏命之事。而“纳大鹿”为“纳于大麓”之省写，之所以省掉“于”字，则是为了与“登翌室”三字对文。“大麓”即“大录”，“纳大麓”谓总理国政，领录天子之事。《孔传》曰：“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汉书·于定国传》云：“万方之事，大录于君。”“维清”二字于此处独立成词，当出于《尚书·尧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寅亮圣皇，登翌室，纳大麓。”后置“维清”表结果，有赞叹意，即称颂汉廷在窦宪的辅弼下，朝政清明。

“鹿维”三、刻石中“述职巡圉”之“圉”字，文献中作“禦”或“御”。“圉”在此为边境之意，《尔雅·卷二·释诂下》：“圉，垂也。”刑昺疏引孙炎曰：“圉，国之四垂也。”《诗·大雅·召旻》：“我居圉卒荒。”《毛传》云：“圉，垂也。”《左传·隐公十一年》载：“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杜预注：“圉，边陲也。”“述职巡圉”即《窦车骑北征颂》中所言：“亲率戎士，巡抚疆域。勒边御之永设，奋轒橹之远径。”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北征颂》中“御”同“禦”，“边御”即指边境防禦，与“轒橹”相对，章樵注云：“轒橹，城上守禦望楼，可藏兵器、矢石，自上而发。所以望远，故云远径。”

“圉”四、“鹰扬之校”之“鹰”字从字形看，“广”下“亻”右侧“隹鸟”的写法与《鲜于璜碑》中“鹰”的写法一致。

《燕然山铭》中的“鹰”字与《鲜于璜碑》中的“鹰”“膺”二字对比五、刻石中“爰举六师”，文献中均作“爰该六师”。“举”，发动、兴起之意，《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汉书·蒯伍江息夫传》：“我举兵西乡，必有应者。”“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唐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举六师”六、刻石中“雷辎异路”之句，传世文献中作“云辎蔽路”或“雷辎蔽路”。据刻石知为“雷辎”无疑，《文选》李善注云：“《汉书》杨雄《河东赋》曰：‘奋电鞭，骖雷辎。’”张铣注云：“辎车也，言兵车之众，如雷声也。”众多车辆行驶时的声音轰轰作响，如同雷鸣，“雷辎”一词，形象生动。而“蔽路”中之“蔽”字被解释为“塞”之意，简言之，“雷辎蔽路”一句形容兵车浩荡，填满了道路。但是很明显，刻石中作“异路”而非“蔽路”，“异路”于此或有两种解释，一是分路而出之意，与“四分”相对，指窦宪率大军分兵三路，北征匈奴事。《汉书·窦宪传》载：“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阳塞，皆会涿邪山。”二是“路”在此处，亦为车之意，《正字通·足部》云：“路与辂通”，《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设两观，乘大路。”何休注云：“礼，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大车，士饰车。”《诗·小雅·采薇》有“彼路斯何？君子之车”之句。“异”同“翼”，1929年洛阳出土的作册大鼎，有铭文云：“公来（铸）武王、成王异鼎。”“异”字于省吾、唐兰读为“翼”。“翼”本意为鸟的翅膀，“异（翼）路”，即形容马车上伸出来的伞盖，像鸟张开的翅膀一样，《诗·大雅·绵》：“缩版以载，作庙翼翼。”“翼翼”一词，又可引申为整齐有序，隆盛众多之意，《诗·小雅·信南山》：“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朱熹《诗集传》曰：“翼翼，整饬貌。”《汉书·礼乐志》：“冯冯翼翼，承天之则。”颜师古注云：“翼翼，众貌也。”故“异（翼）车”即言兵车整齐，浩荡众多之意，与“雷辎”相对。如此“雷辎异路”一句，词义甚明了，与下文的“万有三千余乘”之句，互为呼应。综合来看，“异路”的第二种解释较为合理。

七、“径碛卤”之“径”字

从字形看，很明显是“径”非“经”。

“鹿径”八、刻石中“大幕”二字，传世文献中均作“大漠”。《拾雅·释地》云：“沙土曰幕，亦曰碛。”《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天子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索隐按：幕即沙漠，古字少耳。“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汉书·五行志》载：“先是，比年遣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攻祁连，绝大幕，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颜师古注曰：“幕，沙碛也。”河北滦州出土西汉元凤五年（前76年）右北平太守溓备祭告天地的石圭中有：“茫茫边幕，苦寒困屯。”滦南出土东汉建武廿一年（45年）《汉守善突骑从事中郎铸君（庆忌）假宔槥志》有：“追击贼盗，远入荒幕。”之说等等。

“大幕”九、刻石中“斮温禹”，传世文献中作“斩温禺”。“斮”于此处为“斩首”之意，《说文》云：“斮，斩也。从斤，昔声。”《公羊传·成公二年》：“郄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何休注：“斮，斩。”

“斮温禹”十、“隃涿邪”之“邪”字从字形来看，很明显是“邪”非“耶”。

“邪”十一、“恢拓畺”之“拓”字“拓”字，“扌”中的横画和撇画在隶书的书写中，大多写作平行的两横，《燕然山铭》中的“摅”字就如此写，而在“拓”字中则写成略向下弯曲的两条横线。

“拓”“攄”二字十二、刻石中“暂费而永宁者，已乃遂封山刊石。”在传世文献中作“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已乃”：旋即，不久之意，《韩非子·卷八·说林下第二十三》云：“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构于己，乃皆朝魏。”《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释名·释用器》云：“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可见班固原稿中的“已乃”这个词，被拆分成了“已”与“乃”二字，考虑到“已”与“也”两者字形相近，可推测发生这个错误的最大可能性是传抄之误，即《后汉书》和《文选》的源头文本材料，在直接从汉人的简牍手迹中，传抄文本时，误将“已”识做“也”，并想当然的把“乃”字置于下一段开头。十三、刻石中“癹匈虐钆海外”，文献中作“剿凶虐兮截海外”，用典出自《诗·商颂·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截”字在刻石中作“钆”，《隶释·第卷七·荆州刺史度尚碑》有“截彼海外”之句，“截”字写作“隹乚”与《燕然山铭》中的写法极为接近。

十四、刻石中“封神丘建陆碣”，文献中作“封神丘兮建隆嵑”或“封神兵兮建隆嵑”，“丘”“陆”“碣”三字在刻石中清晰可辨，文献中此三字应是字形相近后世传抄之误。所刻铭功纪德之文。

十五、“神”字，字迹漫漶严重，左侧“礻”由于崖面破损，笔划几乎尽失，但右侧“申”字中央贯穿之一竖，隐约可见。且若作“田”字解，字形断不可只偏居右侧，必须与上下之“封”“丘”二字纵向左右大致对齐。

“封神丘”书法特色关于《燕然山铭》的书者，文献史料和铭文中均未提及，但极有可能是班固本人。作为窦宪的随军僚属，当时著名的文人，班固不仅擅文辞，书法自然也不在话下。唐张怀瓘《书断》云：“（班固）官至中郎将，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在隶书通行的东汉初年，一个擅长篆书，有家学传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写隶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故《燕然山铭》由班固撰文，并亲自郑重书写于崖壁之上，最后由刻工依字凿刻，是合乎情理的。

从崖面残留的字口来看，《燕然山铭》的文字应该是用一种比较锐利的尖刀单刻而成，刀口呈V字，由于石质坚硬，凿刻不易，笔划本身字口较浅，且经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日曝雨淋，字口逐渐风化消平，故笔划整体显得纤细，甚至部分笔划若有若无。似褪去皮肉，唯见筋骨之态，然瘦硬却神气不减，虽细若游丝，却岿然如山。不像中原的汉碑，如《熹平石经》一样，不仅石料上乘，而且刻工精良，历经千年，仍然呈现出骨肉匀清的秀丽典雅之气。虽然我们已无法看到《燕然山铭》初刻时的状态，但窥一斑而知全貌，从残存的文字看，其书法，属汉隶方整宽绰一路。结体取方正体势，朴茂质重，四周平满。点画空间平均分布，体现出秦小篆的结体特色。细审其笔法，以篆为隶。多以方笔起势，转为中锋行笔，收笔圆转回锋，方起圆收，笔划平直，转折多方折，间带圆阔，篆意明显，少数笔划收笔逸宕而出，极少波挑。如“分”“涤”“然”“将”“界”“师”“久”“匈”“虐”“荒”等字尤为明显。通篇点画呈现出纤劲遒健，沉着丰厚的风格特点。这种在隶书成熟后的日常书写中，于点划之间有意无意体现出的篆籀之意，在东汉时期的摩崖、碑刻中常见，如《张泛请雨铭》《石门颂》《刘福功德颂》《封龙山颂》《西狭颂》《杨淮表记》《张迁碑》等。毕竟隶从篆中来，在隶书的书写中夹杂篆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燕然山铭》的篆书特征相较如上所述其它的今隶，则更为明显，更原汁原味，这应当与书写者的日常书写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即书者必定熟稔篆书的书写。

《燕然山铭》摩崖的书法，其特色介于我们迄今所熟知的汉碑与汉摩崖两大书写体系之间。由于铭文的性质，其书法不像其它的汉代摩崖刻石那样自由放纵，少野逸恣肆之气，显得文雅含蓄，方正内敛，有庙堂气息。但又和一般汉碑整饬规则的程序化不同，章法上，行列有序，字体大小基本统一，个别字在遵循界格的基础上呈现不经意的放大缩小，端正中见生趣，谨严中有烂漫。在汉字的书法创作中，方正一路的书写较难，很容易陷入呆板中，尤其隶书。故为了破掉平正，使得字有动感，篆书中往往将字形拉长，强调纵向，让横向短和纵向长产生对比，再加弧线，圆转，装饰性笔划，使其静中求动。而隶书则相反，强调横式，让横向拉长和纵向扁进行对比，加入波挑，甚至个别还在字形空间结构上做文章。以非典型汉碑《封龙山颂》和《张迁碑》为例，前者便是通过运用波挑，产生平中出奇的效果。后者则是波挑以及打破横平竖直的字形结构同时使用，呈现出朴厚灵动之美。而回到《燕然山铭》我们可发现，其波挑若有若无，隐而不发，字形结构稳定较少变化。由于该铭文的特殊性，文字书写必须方正端庄，故不可能让字形结构产生明显的倾斜，并做局部夸张或简省变异处理。而如果刻意强调和表现波挑以求动，则会影响端正谨肃的庙堂气息。故《燕然山铭》采用了让字体大小参差产生变化，便让整个作品都灵动了起来。而这种处理，毫无违和感，既不易察觉，又起到了破除板滞的效果，同时又不影响整体的庙堂气象。可以说，《燕然山铭》的书法艺术水平是极高的，整体与局部和谐统一，举重若轻，典雅从容。气势磅礴，又不拘泥小节。变化万千，却又笔笔有法。这种无为而为的境界，实非常人能为之。整体看，文章与书法相得益彰，气韵浑穆壮阔，雄宕勃郁，确有得胜凯旋，慷慨激昂之态，大汉威仪若在眼前。总之，《燕然山铭》虽然残沥严重，多数字迹不清，但就可见的遗存部分，此铭以其独特的艺术面貌和历史价值足以立于书法史，而与永平九年（66年）《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相颉颃。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