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批评张爱玲 相貌难看一脸青春痘还爱出风头 被世人高看了
文·段宏刚
杨绛(1911年——2016年)和张爱玲(1920年——1995年)都是现当代成就显著的女作家,文学地位不容置疑,至今,她们的作品仍然深受喜爱,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两人可以算作是同一时代人,但在杨绛的一些文字里,并不愿意跟张爱玲平起平坐,也不认同自己跟张爱玲是同一辈人,仅把她当作下一辈人来看。
杨绛祖籍浙江无锡,青年时期曾在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读书,后来转入清华大学求学,在此认识钱钟书先生并喜结连理。之后,她先后执教于上海、北京两地的高校,工作之余,创作和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终成一代著名作家。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前半生在上海求学并走上文学之路,大部分作品也是在上海创作完成,并取得很高成就,跻身到文学大家之列,一时间风光无限。在后半生,张爱玲漂洋过海来到北美生活,并在这里了却此生。
按理说,两人不在同一座城市生活,更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相互谈论和评价对方。
她们在生前都是大名鼎鼎的才女,笔耕不断,在报纸上的曝光率很高,相互之间阅读对方的文章,是经常能遇到的事情。
1931年——1937年,张爱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在校期间尝试写作,她的名字和文章频繁出现在校刊《凤藻》上。
与此同时,杨绛的外甥女石定果也在该校读书,跟张爱玲属于校友。同学们时常能看到张爱玲穿着旗袍,勾勒出曼妙身姿,行走在校园里,如同一道移动的美景,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关注。
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编辑,如果说作家是千里马,那么,编辑无疑是伯乐,正是编辑的发现、抬爱和支持,才让作家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辉煌。
张爱玲一生遇到许多帮助过她的编辑,有一名叫丘彦明的编辑,曾对她无私帮助了8年。后来,尽管张爱玲在后半生去异国他乡生活,但丘彦明仍然没有忘记帮扶她,两人时常书信联络。
1981年7月,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出版,丘彦明读过后觉得不错,很快又买了一本寄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
张爱玲读完此书,本着不得罪编辑的原则,在后来写给丘彦明的回信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杨绛新近的《干校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也许,这句话只是张爱玲的客套话,但也确确实实点评了杨绛的文风,不失为一个中肯的评价。
杨绛也有自己的伯乐,她的伯乐是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他曾长期跟杨绛、钱钟书有合作关系,经他之手,在刊物上发表了夫妻二人的许多文章,在相互合作中,他们成为挚友,结下数十年深厚友谊。
杨绛在2016年5月25日去世后,社会各界都自发缅怀她,受《湖南日报》之约,钟叔河拿出杨绛生前写的两封书信,请人代笔,写了一篇名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的文章,很快被报纸发表。
在一封里,杨绛谈到了张爱玲,涉及内容如下: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石定果)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痘),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
杨绛写这封信的日子是2010年1月20日,她为什么要这样苛刻、尖酸地评价张爱玲?若结合时代背景和两人经历仔细分析下来,少不了三个原因。
其一,文人相轻,或者说是女人之间的嫉妒。
如果以世俗观念来看,文坛也是名利场,文坛的蛋糕只有那么大,却要很多作家来分,你切得多我就切得少,任何作家也摆脱不了名利的诱惑,文人相轻之陋习,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间存在,就不足为奇。
张爱玲早就看清了这一点,因此,她很早就懂得借文学之名让自己出人头地。
到1944年,张爱玲刚过第二个本命年,就已经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封锁》等小说,即刻成为上海滩,乃至全国炙手可热的美女作家,受到许多才子的热烈追求。
春风得意之时,张爱玲说出了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在张爱玲说出这句话时,杨绛创作的几本话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也开始在上海公演。然而,比起此时红透半边天的张爱玲,年长9岁的杨绛显得有些落寞,她的作品没有给她带来那么多鲜花和掌声,在文学上,她始终被张爱玲压过一头。
民国时期诞生了许多才女,比如,吕碧城、石评梅、萧红、林徽因、陆小曼、孙多慈、凌叔华、谢婉莹、潘玉良、吴健雄,等等,但在张爱玲面前,没有一个敢说自己的才华能超越。
张爱玲出生于名门,天生丽质,天资聪颖,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因此,才引起其他才女的嫉妒,况且,嫉妒也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之一,再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也会产生嫉妒之心,只是多少、强弱的问题。
杨绛这样评价张爱玲,可以说是嫉妒心在作祟。
其二,文学理念上有很大差异。
张爱玲身上流露着崇尚自由的个性,在文学上亦是如此。
丘彦明在《人情之美》里记载了一个小插曲,1961年10月,作家王祯陪同张爱玲游览湾岛花莲,两人无意间聊起文学,张爱玲先从丁玲谈起,又谈到大陆小说,最后她说内地作家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事实上,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中,也是这样做,她认为:为艺术服务是文学最纯粹的目的,若给作品里夹杂其它想法,就违背了文学的初衷。
尤其在40年代初期,也就是张爱玲红得发紫的时候,她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学信仰,把创作视野始终聚焦在女性身上,专注于刻画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以浓墨重彩揭示封建礼教文化对女性的摧残,对社会矛盾和人性阴暗进行了深刻批判。
而此时,华夏大地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文学作为武器来提升民族凝聚力,展现作家的家国情怀。
当其他作家几乎都响应的时候,功成名就的张爱玲却没有这样做,并且,她此时嫁给了著名汉奸胡兰成,张爱玲有些“自私”的做法,引起了其他作家的强烈不满,即刻成为批评对象。
其三,年龄上存在差距,导致观念分歧。
文坛讲究排资论辈,毕竟,杨绛年长张爱玲9岁,接受文化熏陶的时间早,社会阅历更加丰富,按年龄算得上是张爱玲的前辈,把两人算作同一代人,勉强也能说得通。但是,杨绛的外甥女石定果跟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做过校友,这层交道让杨、张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促使杨绛有意把自己跟张爱玲看成是两代人。
况且,张爱玲后来居上,在文学成就上压了杨绛一头,就更让杨绛难以释怀,不愿正眼看待张爱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