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一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一-梁涛
梁 涛
【摘要】《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关键词】荀子 孟子 《性恶》 《孟子外书》
《荀子·性恶》篇是反驳孟子性善说的一篇檄文，文中三引“孟子曰”，以此为的，展开批驳，系统阐发自己的性恶说。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荀子所引的三处“孟子曰”均不见于今本《孟子》中，且与我们所了解的孟子思想有一定的距离，引起学者的种种猜疑。如徐复观先生认为，“我根本怀疑荀子不曾看到后来所流行的《孟子》一书，而只是在稷下时，从以阴阳家为主的稷下先生们的口中，听到有关孟子的传说；所以在《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子思想的叙述中，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话；在今日有关子思、孟子的文献中，无此种丝毫地形迹可寻，害得今人在这种地方，乱作附会。而他对于孟子人性论的内容，可说毫无理解。假定他看到了《孟子》一书，以他思想的精密，决不至一无理解至此。”[*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研究”（08B2X034）、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11&ZD083）前期成果。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初版，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8页。]韦政通先生也说：“《性恶篇》本针对孟子性善说而发，但细案荀子所传述孟子意，亦尽属误解。先秦儒家在孔子以后，唯孟荀两大儒，何以荀子对孟子竟如此疏隔？此诚难以索解矣。我怀疑，荀子一生，根本未见《孟子》一书，所述者或多据失实之传闻。但复可疑者，依据传闻而定人之罪，虽小智者，其诬妄亦不至此，荀子何独屑为？此亦不能索解者。”[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0页。]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如龙宇纯先生认为，“建立在仁义礼智四端的性善说，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一句话也可以讲个大概，即使荀子果真不曾读过孟子，也不可能对性善说‘毫无理解’。说这种话，不仅是污蔑了颇有科学精神的荀子，也太看轻了齐国的稷下先生。”[ 龙宇纯：《荀子论集》，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74页。]说“颇有科学精神的荀子”不至于道听途说，据传闻而定人之罪，无疑是有道理的。特别是随着简帛《五行》的出土，徐先生所举的思孟五行之例，恐怕只能作为反证了。但龙先生所论，并没有回答荀子何以对孟子的思想有如此“疏隔”、“误解”的质疑。这样看来，对于《性恶》“孟子曰”的问题，还需要另辟蹊径，做出进一步探讨。
一、《孟子》的成书与外书四篇问题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书乃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所作。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亦说：
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6～7页。]
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赵岐说“著书七篇”，都是强调《孟子》一书乃孟子所“作”或所“著”，二者看法是一致的。不过赵岐又说：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 同上，第9页。]
说明在《孟子》七篇之外，另有外书四篇，这样《孟子》一书实际有十一篇。这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风俗通义·穷通》也说：“又绝粮于邹、薛，困殆甚，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这里的“中、外十一篇”即是指《孟子》七篇与外书四篇，二者相加正好十一篇。
据赵岐的看法，《孟子》七篇与外书四篇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是孟子所著，而后者非出于孟子之手，乃后人的依托。故《孟子题辞》开篇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赵氏之说影响很大，后来学者受其影响，多在七篇乃“自著”上做文章。如朱熹称：“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非一笔文字矣。”[ （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4页。]认为《孟子》七篇非后人的编辑，与《论语》性质不同。“《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 （宋）朱熹：《朱子四书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朱子关于《孟子》与《论语》的对比，引起学者的共鸣。元代何异孙《十一经问对》称：“《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 （元）何异孙：《新编十一经问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2页。]认为《孟子》乃“自作之书”。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 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见《皇清经解》卷二十四。]强调《孟子》“成于己手”。魏源《孟子年表考》亦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魏源：《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85页。]认为《孟子》是“手著”。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出于成见，似是而非，不能成立。
首先，说《论语》“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而《孟子》“首尾文字一体”，并不恰当。《论语》各章时有长短，这是事实，但《孟子》也同样如此。《孟子》各章有些长达千字以上，有些仅十余字，且穿插在一起。如著名的“知言养气”章长达一千余字，而下面的“以力假仁者霸”章则不到百字。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有兴趣者可以找本《孟子》翻翻，不难得出结论。至于说《孟子》“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恐怕也值得商榷。试以《万章》、《告子》两章为例，前者主要为孟子与弟子万章间的对话，话题以古代圣贤的出处去就为主。涉及论舜的孝行，尧舜“禅让”及“传贤”、“传子”的问题，以及伊尹、孔子、百里奚的进身、周代的爵禄制度等等。后者主要记载孟子与告子著名辩论，涉及“大体”、“小体”，“天爵”、“人爵”，“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利之辩，“王霸之辩”等内容，二者内容上不仅有很大不同，文字风格上也有一定差异。有兴趣者同样可以对读一下，这两章恐怕就是“缀缉”而成，前者是对孟子、万章言论的“缀缉”，后者是对孟子、告子辩论的“缀缉”。
其次，说《论语》“记圣人容貌甚悉”，而《孟子》“无述孟子容貌言动”，同样是不准确的。《孟子》其实有很多章是描述“孟子容貌言动”，试举两例。一是《公孙丑下》“孟子将朝王”章，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却派人来说，本该亲自拜访孟子，但因为染了风寒，不能吹风，希望第二天临朝时孟子能来拜见自己。孟子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第二天却去东郭氏家吊丧。弟子公孙丑问：“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孟子答：“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这样的描写不能不说是很传神生动的。还有《公孙丑下》“孟子去齐”章，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过夜。有人想为齐王挽留孟子，坐着与孟子交谈。孟子“不应，隐几而卧”。寥寥数笔，孟子的神态跃然纸上。其实，《论语》除了《乡党》篇比较特殊外，描写孔子“容貌言动”的内容并不多，以此判断作品是否“自著”，没有说服力。
还有，说《孟子》是孟子自作，类似《荀子》，也是不能成立的。《荀子》各篇主要为议论体，除了少数几篇有文字拼合的痕迹外，每篇基本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论述，首尾一贯，有理有据，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这些文字自然是作者“自作”或“手著”。而《孟子》为记言体，体裁更接近《论语》，与《荀子》显然有所不同。为说明《孟子》乃“自作”，而将其与《荀子》类比，显然不合适。
其实，从各方面看，《孟子》都与《论语》更为接近。《论语》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艺文志》），《孟子》也主要记载孟子应答弟子、时人之问，以及孟子的思想、言论；《论语》为记言体，每章多以“子曰”的形式出现，《孟子》亦为记言体，每章前常冠以“孟子曰”。二者所不同者，《论语》编订于孔子之身后，而《孟子》成书于孟子在世之晚年。盖孔子在世时，并未想到要将自己一生的言论编订成册，传之后世。孔子去世后，“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序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纂”的形式编订了《论语》。到了孟子这里，情况则有所变化。孟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而他想要向孔子学习的，恐怕就包括编著一本像《论语》那样可以传之后世的著作。此点赵岐已经注意到，他说：
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 《孟子题辞》，第8～9页。]
赵岐认为《孟子》的编订，是“则而象之”，刻意模仿《论语》，故多有相似的章节设计，可谓颇有见地。了解了这一点，有关《孟子》成书及外书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盖《孟子》一书乃孟子晚年“退自齐梁”后，与弟子万章等人共同编订。编订的过程也大致与《论语》相似，首先是搜集孟子与弟子、时人的答问，以及孟子平时的思想、言论，这些或是靠弟子帮助回忆，或是来自弟子平时的整理、记录，然后是对这些材料整理、选择，挑出代表性材料编订入册，最后是孟子的审定、修改、润色。有学者称，“《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 魏源：《孟子年表考》，《魏源全集》第12册，第185～186页。]认为是孟子口授，而万章等人笔录，恐怕并不准确。《孟子》严格说来是“编”，而不是“作”。以往学者多在“自作”、“手著”上做文章，未必合适。其实，《孟子》的成书与《论语》相似，所不同者，孟子参与了《孟子》的编订，而《论语》结集时，孔子已不在人世，不能参与其中了。
然而，正如《论语》结集后，仍不断有《论语》类文献出现一样，《孟子》编订后，仍有弟子继续编订“孟子曰”，甚至假托孟子的言论，这应该就是外书四篇的来源。有学者称，“孟子内书七篇，或是出自孟子之手，或是经门人整理，孟子作了修改、润色、审定的；而孟子外书四篇，则是由孟子门人整理而成，未经孟子修改、润色、审定的。”[ 刘培桂：《孟子大略》，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应该是有道理的。那么，孟子外书大概编订于何时呢？由于资料缺乏，不能详考，只能确立大致的范围。据《孟子题辞》，“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 《孟子题辞》，第10页。]故外书的下限应在坑儒事件（前212年）之前，而上限应为孟子的第一、第二代弟子，也就是孟子卒后的20到40年间。孟子的生卒有不同的推断，较流行的说法是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则外书的上限应为前269至249年间。据《史记·孟轲荀卿世家》，“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春申君卒于楚考列王二十五年（前238年），荀子此后客居兰陵，不久去世。由于兰陵（山东苍山县）距孟子故国邹（山东邹城市）不远，且孟子、荀子都有弟子活跃于当时的学术中心齐国稷下，若外书编订于孟子第一、二代弟子之手的话，那么，荀子完全有可能读得到，不过这时已是荀子的晚年了。
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前三篇也有断作：《性善辩》、《文说》、《孝经》。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称：“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辩》，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 孙奕：《履斋示儿编》卷六《孟子篇目》，《知不足斋丛书》丛书本。]即采用这种读法。南宋刘昌诗《芦蒲笔记》说：“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辩》一帧。”[ 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二《性善辩》（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亦说：“《孟子序》谓有外书四篇，《性善辩》居其一，惜其不传。”[ 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一《孟荀扬言性之所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都是认为外书中有《性善辩》一篇，这一看法影响了明代的姚士粦，其伪造《孟子外书四篇》时，即以《性善辩》、《文说》、《孝经》为说。其实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按，《孝经》为独立的一篇，其内容为“孔子为曾参陈孝道也”，并未涉及孟子，自然不应当作为孟子的著作收入外书之中。故从“孝经”处断句是不正确的，只能断为：《性善》、《辩文》、《说孝经》。《说孝经》者，对《孝经》的解说也。其实东汉王充就曾见过《孟子外书》并提到其篇名：“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论衡·本性篇》）王充（27至约97）与赵岐（？至201）同为东汉人，且生活于赵岐之前，赵岐见过的《外书四篇》王充自然也见到过，其称“孟子作《性善》之篇”，言之凿凿，不容改易，故外书四篇只能断为：《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孙奕、刘昌诗所说的馆阁、乡中所藏外书，即便存在，也是伪书，因不明断句，露出马脚。姚士粦误信其说，伪造外书四篇，更是以讹传讹，错上加错。有学者竟为此书辩护，殊为可笑！
盖因外书中有《性善》之篇，故荀子有《性恶》之作，荀子《性恶》乃针对《性善》而发。刘向说“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孙卿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 （汉）刘向：《孙卿书录》，（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8页。]王充称“孙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同上），严格说来，荀子“反孟子”实际是反外书的《性善》篇。明乎此，围绕《性恶》所引“孟子曰”的种种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