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媒心灵对谈 龚曙光与文化大咖们的“江湖夜雨十年灯”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杨艳 整理报道

仿佛一种信仰，一种约定，一种恒定的价值与心灵坚守，从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里，中南传媒坚持文化对谈，在业界已成为一种美谈。

时刻新闻记者梳理着这10年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坚持的文化对谈：与张炜探讨商业冲击里的文学灵魂安放，与王跃文畅谈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与阎真坦诚知识分子的纠结与孤愤，与韩少功辩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与精神重构，与余秋雨畅想文化传播的职责与担当……再到今年，与李修文一同感受人民山河、文辞袈裟。

社会转型的时代注定面临文化阵痛。立在社会潮头，知识分子生存，更要观察和思考这时代，这人，包括自我。有了反思，也便有了真正的理性，人性中的爱和悲悯才会有最坚实的基础，之后才会有文学乃至社会的真正进步。

龚曙光对谈李修文：远方和人们 都和我有关

关键词：行走山河 怜爱生灵

对谈人物：青年剧作家、作家，《山河袈裟》作者李修文（2017年）

聚焦现象：李修文笔下满是被时代裹挟了命运的人和事，一群小人物即使命如草芥，偏偏努力咬紧牙关在这人世上行走着，与其说写的是失败者的故事，不如说写的是失败者不投降的故事。

关于人民

李修文：所谓“我们并不孤单”“吾道不孤”，我们到底是和谁同行在一条夜路上？我们痛苦时、虚弱时，到底可以呼喊谁、依靠谁？这个东西用个体的词汇很难概括它，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找到一个比人民更加适合的词。

龚曙光：作家的使命就是表达任何时代当中最卑微，在社会学意义上最底层，在哲学意义上最渺小的生命和意义。我们太多的散文作家将散文文体用在社会的小景观，个人的小生活和小情感，而修文先生至少在这10年的创作当中，更多地关注那些渺小的，卑微的，边缘的人，感悟人民疾苦与生命苦闷。

关于山河

李修文：过去十年，我在一个货真价实的山河里面行走。一直希望，甚至妄想延续优秀的文人传统，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山河，最终获得与山河呼应，与山河相匹配的文字。

龚曙光：在写作里，他不是一个悟道的人，不是一个苦思冥想者，而是一个在行走中感悟山河，在行走中遭遇困顿，在行走中且行且止，且行且悟的审美的“僧人”，但他悟的是审美的道，他把他所悟到的对美的感悟，和对生命的真实记录下来。

关于文辞

李修文：在今天这个时代，散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体？或者说我们可以上天入地，胆大包天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美在今天这个时代相对来说是失效的，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把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时代美学和今天这个时代融汇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得以重新创造自己的可能。对我来讲，这样一个任务也好，这样一个念想也好，非常重要。

龚曙光：这个文章基本的气韵，是词和散曲的气韵，这和中国散文的语气、结构是不一样的。他真正把一个现代人的情感，境遇，对于世界的思考，和中国传统诗词歌赋曲，这些传统的要素融合在了一起。比如说荆州怨曲，它就是一篇赋，它应该是一篇“悼荆州赋”，就是“悼”几千年来，荆州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幕幕以血、以肉来撰写的故事，一块大地，一块土地，一块城池几千年的悲哀和怨怼。在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戏剧结构，一步一步把作者的情感和人物的命运进行高压强的推进，最后形成故事与情感的高潮。

李修文：这个时代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像刚才龚曙光先生说的，我一直希望我们传统的语汇不是倒退，不是像一座神龛一样把它供奉起来，而是把它激活出来，这种激活的过程很难，我求神拜佛，访僧问道，可能更多是想找一个水落石出的东西，包括我和我描写的东西，后来我就给自己规定了八个字，叫“滴血认亲，破镜重圆”。

关于袈裟

龚曙光：很多年前我去五台山一个小庙，住持40多岁，一身便装，坐定之后他说施主，很对不住，我今天没有穿袈裟。其实，他穿没穿袈裟，我真没有很在意。但他的郑重说明让我感叹，原来袈裟在一个修行人的眼中，是这么郑重与慎重的一件器物。你披了袈裟就要配得上这个袈裟，如果配不上就别披。这恰好印证了刚才修文先生对于袈裟的解释，他作为一个写作者，假如他披上了写作者的袈裟，他就承诺了写作者该要承诺的禁忌，就担当了写作者应该担当的责任。

李修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洪流里面往前行进的人，对自己要有戒律，袈裟便是我的戒律，这个戒律就是写作。

龚曙光与残雪对谈暗影与光亮

暗影与光亮

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残雪（2016年）

中南传媒旗下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残雪新作《黑暗地母的礼物》，还是踽踽独行，没有同伴，却渐趋光亮和温暖，对生命和人类社会的思考愈加持正深刻。

关于共舞

残雪说：我的愿景是，建构每一个自然儿女都能够在其中发挥才能和享受生活的世界观。我的作品只能是超前的。我考虑读者就是关注灵魂生活高层次的读者，我把我的作品看作灵魂行为艺术的展示，我愿意与我的读者共舞。

龚曙光说：残雪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一个精神的独舞者，不需要伴舞，也找不到舞伴，她一个人在精神的舞台上独舞，穿着水晶鞋，一直舞蹈，停不下来。她的小说能剥开人伦道德的楚楚衣冠，抖搂出几乎全部的人性弱点，但如果我们坚持着终于没有被小说中的肮脏和恶臭所窒息，便可以感受到一派朦胧温暖的夏日阳光。

关于关怀

残雪说：我深深为黑暗地母的力量所打动，光亮和暗影其实是一个东西，没有黑暗的大地母亲，精神的太阳就不能单独地发光，由此，我又联想到民族的物质性，我把中华民族看作物质的民族，人民在几千年那种沉默里，其实蕴含了巨大的力量。如何让这种创造性的力量释放出来，是我们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任务。我希望我的创作同哲学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充满了对人民、对大自然母亲的终极关怀。

龚曙光说：最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艺术和哲学的统一。从哲学、文学、美学的角度来描绘她的这种温暖的回归，就是对人的，最本质的，也是对原生生活的认同和精神的肯定。

龚曙光与阎真对谈知识分子的纠结与孤愤

知识分子的纠结与孤愤

首届路遥文学奖得主阎真 （2015年）

当代知识分子的纠结与孤愤，折射渺小之个体与巨大之结构相遇时的困境与情感，——法律之上良知之下，是道德的荒原，还是精神的净土?人生在世，是沉迷于生活之中，还是超拔于生活之上。当生活裹挟着我们踉跄前行，我们是否牵挂灵魂遗落在何处?

关于纠结

阎真：人赚钱，活着；活着，赚钱，其实也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生。我呢，教书，活着；活着，教书，这中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吗？如果没有，那就是自己想得太多了，这么多年来都想得太多了；如果有，那差别又在哪里？这一问让我感到了恐慌和纠结。

纠结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召唤，一方面有心中的人文理想的牵引，另一方面有现实生活的强烈拉动，怎么处理这种矛盾的价值冲突，知识分子在每个生活细节上都会遭遇纠结。

龚曙光说：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纠结，少数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孤愤。我的理想绝对不是做一个商人，但我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商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始终被时代裹挟、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而这是我们的宿命。

关于坚守

阎真说：我写《活着之上》是想说，活着是我们的生存，它不是我们要反抗的价值，在生存之外，活着之外，还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坚守和追求。即便“纠结与孤愤”成了生活中的常态，但知识分子作为道德较高、有良知的社会中坚力量，在面临价值选择时，应当做到坚守理想、坚守底线。

龚曙光说:其实纠结就是一种平衡，如果不纠结了，平衡就打破了。活着的基本生态就是纠结，活着之上是孤愤，活着之下就是行业价值观的腐败。一部分人在纠结中走向放弃和沉沦，一部分人走向孤愤，在孤愤中走向坚守，孤愤更多地是对行业价值观上的坚守。挣脱纠结，选择一种价值观坚守，这是绝大多数优秀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龚曙光与王跃文对谈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

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

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2014年）

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

关于宿命与抗争

龚曙光说：不管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文化人与时代关系的缩影，这正是文化人的宿命。

把“宿命”定义为文化人和时代的关系——这一代文化人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期间更多的是时代的摆弄和安排，但同时也要对时代给予的角色进行抗争，这是绝大部分文化人共同面临的处境。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宿命，也有他的抗争。

王跃文说：“文化人写文化人”并不是一般文化人的写作，而是一种士子写作。商人商人，就是要商量着做人，而龚曙光一直在同这个世界商量，即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而做与不做的标准，就是存乎于心的道。这种商量，也就是文化人的抗争。”

关于立场

龚曙光说：作为一个内容提供商的立场，希望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儿童教育方面，希望孩子们学好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假如我让他们去玩手游，并由此成瘾，荒废学业、改变人生，这和贩毒有什么区别呢？这和在牛奶里面添加三聚氰胺、在菜肴里使用地沟油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跃文说：当社会被某些辨识不清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时候，我愿意选择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丢失了什么。

龚曙光与韩少功对谈数字时代的精神重构

数字时代的精神重构

鲁迅文学奖得主韩少功（2013年）

数字化，以快捷的传播手段、爆发式影响力，让文化传统被冲击、被颠覆。

关于想象力的缺失

韩少功说：数字时代里，没有空间与距离的限制，写信的少了，等信的那种焦虑，那种期盼，那种惆怅，接到信以后的喜悦，甚至忍不住泪流满面的场景与心情也就都没有了。正是数字时代的这种生活观念的变化，我们的文学作品丧失了唐诗的意境。

很多年轻人过分依赖互联网，面对海量信息暴饮暴食，淡漠生活中最细节、最本真的喜怒哀乐。话题、知识、判断来自于互联网，而不来自于自己对社会各阶层正面的、贴近肌肤的感受。大量碎片化复制的信息的涌来，我们得到了粗暴的真实，却也失去了想象的能力。

龚曙光说：没有了想象力的世界，即使现实生活再丰富，也一定是一种枯燥的生活。对于互联网，我们不该敌对，要用更理性的心态去对抗互联网上的道德义愤，用直接的生命体验去对抗互联网的生活隔膜，用审美的态度和能力去对抗互联网上海量的“真相”碎片，重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力和想象力。

作家应该承载这样一个责任，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表达自己的文化道义，表达自己的社会担当，他还有一个抗拒互联网时代以碎片式真实压抑人类想象力的使命。

关于乡愁的重建

龚曙光说：春运表达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乡土眷恋，可能因为现代化进程使我们离乡土越来越远，离传统习俗越来越远。所以看《舌尖上的中国》所展现的传统小吃，最感兴趣的不是我们，而是80后、90后。社会就是这样，缺什么，补什么。乡村从地域来讲，乡土从性质上来讲，乡愿从情感上来讲，对于80后或90后来说，都是稀缺的东西。

韩少功说：如何重建中国的乡村、乡土和乡愿，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将中国的道德秩序深入到每一个村落、每一片乡土，并由此构建一个完整社会，一个秩序社会，一个均衡社会。这个问题建设好了，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安顿好，进而把心灵安顿好。

龚曙光与余秋雨对谈文化传播者的当代使命

文明传播者的当代使命

文化史学者、教育家、散文作家余秋雨 （2012年）

现代的传播机器从理念上来说可能是尊重文明、保护文明。传媒是一个活体性精神的积淀，出版是固定性的一个精神积淀，一个是流动性的，一个是固定性的，两个加在一起，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走向。

关于选择

龚曙光说：我觉得你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并承担着孤独，因为我一直把“文化苦旅”这个词记得很深刻，你的《文化苦旅》表达了所有伟大文明，一路走来的风雨飘摇、举步维艰。同时我也觉得，当你在这些世界的文明碎片间游走时，就是一个行吟诗人，流浪歌者，你或许在自言自语，或许纵情放歌，是不是有人在听，你不能把握，但你所希望的是“这个声音我发出来了”，这个历程应该也是一个苦旅。

余秋雨说：你在选择的时候很孤独，但是你在选择了坚持之后或许比原来想像的孤独还要孤独。这不是对民众的包括。我的选择其实是在做减法，不是作加法。很多学生也说，余老师我想重新选择我的人生，但他们都是做加法，拿个篮子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的选择其实不是我所讲的选择。

关于文明

余秋雨说：我时常在考虑，我们在文化的传播上，为什么不能多传播一些中华文化和平、善良、温暖的范本。我在农村长大，那里“阴谋”学说很少，以前中国农村文盲率在90%以上，他们不可能读很多书，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阴谋？有些农民是有点吝啬、小气，但总的说来，他们不太搞阴谋，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很直接。经历过汶川地震后就知道，个人是无法抵挡那么大的灾难的，正因为我们有守望相助的本性，才战胜了一切苦难，中华文明成为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灭亡的文明。

龚曙光说：余先生从一个学者、作家的立场，诠释了一个文明传播者的历史使命。“选择”“碎片”“文化道义”三个关键词让我印象深刻，他告诉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欲望蓬勃的时代，坚守底线，在世界文明的碎片中努力拼接文明版图，在文化传承中坚持文化道义。

龚曙光与张炜对谈文化人的精气神

文化人的精气神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2011年）

90年代起，经济飞速发展，包括文学、哲学、美学在内的行业出现浮躁、紊乱、急就、慌促的状态，作品数量剧增，花样翻新，作品品质却在下降。这25年里，飞速的时代撞击着膨胀的人欲，迟疑的灵魂打量着眩晕的世界。

关于恍惚

龚曙光：经济急剧地推动社会转型，给了文学一种宽容态度和多向度的需求，却也让作家裹挟其中。作家突然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几乎没有时间来积淀全新的生活，对社会进步发生了疑惑。生存和诱惑使大多数作家失去底气，让他们沉不住气沉不下心。

张炜：文学写作是极其复杂的心灵活动，它整个反刍和转化的过程需要很漫长。它不像我们在院里养鸡，给它好多虫子吃，第二天就能收获更多更好的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作家还处于一种恍惚，不能立足，不能稳固个人立场的时候，就像要往外面投掷一样，肯定推不远也推不高，这个时候就暂时处于这种恍惚的、紊乱的文学时期。但我们相信这一代人的生活一定会沉淀下去，一定会转化为重要的营养，转化成作品，这当然要有一个过程。

关于人心

龚曙光说：简单地把经济和文学归纳为解决身体和灵魂存在，经济发展后人们对经济关注的兴奋超过对于灵魂关注的兴奋，不再简单聚焦文学。是不是20年来的经济发展使物质和精神平衡，让文学回到了它自己的位置。

张炜说：担心的是等商业主义越来越深入时，作家顺应的只剩下物质主义潮流，并且越走越远。而这必然会损害文学品质，影响作家精神层面的顽强攀登、挖掘、表现和表达。

“人还是要有一股精气神，文学更是如此。”一种慌留在心里，当然影响思想的进行。只有巨大的思想力，巨大的思想穿透力，才能越过这片怀疑的迷雾，继续往前追索。之前所有这些恍惚、徘徊，文学出现的疲惫现象，让人非常失望的东西，都是进步的一个过程。一定会结出果子来。

龚曙光：这22年的变化真的太大了，整个世界的变化太大了，这要逼着作者不停地修改。作者没法掩盖那些自责、忏悔、否定――类似的一些意味，恰好构成了《你在高原》这本书的繁复之美。它内部的繁复和外在的巨大体量，正是追求的一个美学方向。

龚曙光与沈虎雏、卓雅对谈湘西世界

湘西世界

沈从文次子沈虎雏、著名女摄影家卓雅 （2010年）

一部小说，飞出了一个湘西世界。因为沈从文，我们知道了凤凰，知道了翠翠和傩送。如今，大师已矣，我们将如何追寻这位文坛巨子笔下的湘西世界。

关于依恋

龚曙光说：其实不适合在这样喧嚣的、商业的环境中来谈沈老，因为在读者心目中，沈老永远是静静的一片水、一片山、一片云。我总觉得沈先生越是走向湘西、越是走向世界，就像一个大姑娘出嫁一样，一步三回头、一步三哭泣，好像永远不想嫁出去，当他真正嫁给外面陌生的世界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家里是最好的。在他的作品当中，一直充满着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惶惑和恐惧，一直充满着对故乡的依恋。这样一种心理原因，使沈先生笔下这样一种湘西风光越来越美。

卓雅说：湘西我是一遍遍走近它，也是一遍遍熟悉它，也是一步步理解它。湘西那个地方我确实从心里面来说，它就是我的故乡。我觉得我一到湘西去，我整个人好像就活过来了。读沈从文的书，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新的震撼。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幅画面，一排人在拉纤。后来新时代的变化，特别是修了很多水电站，看到它的水文化一点一点消亡，一下子就减了很多，很多磨坊都看不到了。我有幸看到那些东西，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觉得有责任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关于生命与艺术

沈虎雉说：父亲除了湘西情结以外，对美术、对音乐一生都有情结。他曾说小时候认识自己的生命是靠音乐，认识其他的生命是靠美术，他所说的美术并不是美术作品。要表现一种美，表现一种抽象的美，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又不如音乐。首先他讲到，他自己今天正好是最差的表现法，所以尽量用他自己的文字尽量再现他做不到的东西，自然和文字的美，来描述它。

龚曙光说：我曾经有幸见过沈老先生，那时他已80多岁，他和他定格的照片一样，是一种慈祥、宽厚，让你觉得没有一丝芥蒂，纯洁得就像一个处子。我觉得这两句话是真正概括了沈先生做人的精神真谛。

龚曙光与王立群、刘九如对谈让工作狂和过劳死永远成为过去

让工作狂和过劳死永远成为过去

百家讲坛《史记》开讲人、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 、计算机世界集团总裁、推动中国企业信息化建设十大人物之一的刘九如（2008年）

当今社会，在快节奏压力下生活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但以时间和健康作为代价获取的生活，往往得不偿失。《每周工作4小时》这本书提出的史上最为前卫的工作观念，在快节奏压力下生活的人群中掀起了巨浪。

关于效率

龚曙光说：我非常羡慕这种人，如果一个人每周工作4小时还能够生活得很好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世界上居然还有另外一种人在思考着另外一种活法，还有另外一种人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活法。我们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我们今天的劳动能为未来带来什么？思路决定活路，想法决定活法。对于一本关于全面开启智慧与思想的书，对于中国人改变生活方式、理想、情趣、质量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立群说：每周工作4小时，就意味着在每个小时当中效率是非常之高，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和创造最多的价值，需要智慧来提高效率。从人类意义来讲，每周工作4小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带有哲理性的生命本体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作为生命的本体来说，人活着不仅是要工作、要创造、要劳动、要付出、要有责任感；同时还意味着你这个人生要有幸福。不能完全被过程所淹没，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些方面给了我一些比较大的启示。

“学会说不”

龚曙光说：中华民族是提倡勤劳勤俭的国家，我们一直把勤劳作为一个员工是否优秀、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主要考核指标。我不一定能够真正每周只工作4小时，但是它会让我永远向往着每周工作4小时。于是我的生活就有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逐渐让我的工作效率提高，让我的生活质量提高，让我明白工作是为了什么。

刘九如说：三年前，我每周工作60至70个小时，当时自己充满激情地努力工作，干了1年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朋友全都疏远了，因为没时间与他们见面了。这本书我看完后很有感触，要做到每周工作4小时，首先要学会拒绝，学会说不。我会跟员工讲这个理念，因为这个理念告诉了你很多提高效率的好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