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父亲杨武之 还有这样一个人 他深刻影响了杨振宁一生

"呜……呜……呜……"

1950年8月28号，在三声长鸣后，一艘搭载着300多名乘客的远洋邮轮——威尔逊总统号缓缓离开旧金山，向南驶去，它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大洋另一端号称"东方明珠"的香港。

如果不出意外，威尔逊总统号的此次航行会和往常一样，在途径洛杉矶、夏威夷、横滨、马尼拉后，于九月中下旬到达最终它的目的地。

从邮轮发动的那一刻，船上的280多名中国乘客就再也难以掩盖内心的喜悦，在与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久别多年后，他们似乎更加期待这场与新中国的初次邂逅。因此在这艘船上，不论是谁与谁相遇，他们几乎都会用中国社会常见的一个照呼、一声问候或一个微笑来表达那种"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欣慰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个刚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新政权迫切需要巩固发展，寻求广泛的国际认可与更高的国际地位，但与此同时，却又不得不面对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的现状。于是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便向那些早年留学的海外学子发出信函，信中不仅陈述了新中国的现状和亟待发展的科学事业，同时也婉转又热情地表达了对这群高精尖人才的欢迎。

或许是来自祖国母亲的亲切呼唤，亦或许是学成必归的坚定决心，这群可敬的海归学者在收到祖国最诚挚的信函后思绪万千，情绪涌动。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每每抬起头来看到那轮新月，他们心中总是会勾勒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伤感，让他们放不下的是远在东方的那个故国、那方家园。

然而，想再回到那片亲切的土地并不容易，美国政府本就对新中国持敌对态度，对于这些渴望海归的人才更是多次从中阻挠，三番五次以各种理由拒绝颁发签证，甚至还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钱学森拘留事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次事件将钱学森海归的憧憬无情地击碎，因为在当时美军高层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钱学森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美军五个海军陆战师，我们宁愿枪毙他，也不愿把他放回红色东方。"就这样美国对华人留学生实施了严格的返华规定。

虽然回国困难重重，但这批爱国者并没有被美国政府的极端行为所吓退，怀揣着"科学救国"的夙愿，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获得了回国的签证，并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前往东方故土的威尔逊总统号。这些人中不乏有刚完成论文答辩就迫切想报效祖国的毕业生，也有像罗时钧（空气动力学家）、朱光亚（中国核科学事业开拓者之一，吉林大学物理学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赵忠尧（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沈善炯（微生物生物化学家、遗传学家）等一大批在美国学有所成的科学界超新星。他们都在用自身行动告诉世人——"国之召唤，虽远必效"！

然而在深刻体会过两个发展悬殊的国度后，也有一大批海外学者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回国，而是默默地留在海外发展，等待厚积薄发的机会。杨振宁先生便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位。

2015年初，当颇富盛名的杨振宁再次以科学泰斗的身份加入到中国国籍的时候，却意外地遭到了时人刻薄的嘲讽，甚至一度将这位曾经的诺奖得主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评判他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选择了逃避，如今年老的时候又回来享受着中国的福利……诸如此类语言层出不穷。

时过境迁，四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抛却当时所谓的"捞钱享福说"和“老少恋”偏见后，再次审视当年杨振宁为什么"不肯回国效力"这一问题时，或许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1957年10月，当李政道、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时，国人无不引以为荣。因为在这天李杨二人为诺奖获奖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人首次实现诺奖的零突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通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就此事件给予报道，提振人心。

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物理学会也发来贺电:"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委派了物理学家张文裕（李杨二位的老师）前往瑞典参加诺奖颁奖典礼。此举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在这位恩师的劝谏下，能让李、杨两位爱徒回国。

据张文裕回忆，在瑞典期间，"尽管授奖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张，但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直接了当地传达了总理的意思，希望二人能早日回国。

对于祖国的希冀，二人无不为之动容，但考虑到自己的前途问题和中国当时的科研条件，两人表示争取在国外再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就这样，周总理的一片真情，被两人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婉拒。

最后，国家出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落在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身上。

杨老对于孩子在国外发展的想法倒也能理解，但如今正是祖国需要他的时候，他这种为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于不顾的行为却也惹人恼火。无奈之下，杨老背负着使命感，怀揣着矛盾又痛苦的心理前后三次奔赴日内瓦，希望在自己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儿子能够立即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对于父亲当年的行为，杨振宁也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曾回忆说：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就这样，杨老无功而返，说服杨振宁回国的计划再次泡汤。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国内先后进入了各种政治运动阶段，前前后后数百万人受到牵连，知识分子更是遭到了极大的贬抑。国内的剧变给当时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杨振宁巨大冲击，他回国的热情已然没有当年那么炽热。

再到最后，他以美国人的身份频频现身于国际重大科研会议，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国人对于他的态度也由之前的钦佩仰慕转化为排斥。

对此，杨振宁曾这样评价自己说："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

如此一语蔽之，却难以掩盖言下之意:没有像邓稼先、钱学森等人冒死回国，是自己的幸运，因为这样才不会在国内艰苦的环境中早早过世，为祖国付出毕生精力而无法享受国家的富强所提供的优越条件。至于为何加入美国国籍，杨振宁的回答是因为他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出国旅游签证时非常不方便，所以加入美国国籍。

看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位国人内心都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不禁在思考世人所追寻的个人价值和试图维系的国家利益到底该如何平衡。国人一直崇尚"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主"为什么可以适用于一个普通人，反而无法改变一位科学家的观念呢？

不过，无论时人再怎么批判杨先生的往事，都无法否定他在科学层面取得的成就——相变理论、玻色子多体问题、杨—Baxter方程、非对角长程序、宇称不守恒……都是他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

也许有人会说科学确实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界。这点确实没错，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上升到"命运共同体"时，些许或多或少的会"宽恕"杨先生当年效力美国的行为。而至于他回国"享福说"更是无稽之谈，近些年，杨先生仍然致力于国内学术交流，辅导新一代科研工作者……风烛残年的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份"姗姗来迟"的爱国情怀，做出了难以置喙的贡献。

不明真相，不予评论。我们或许只听说过那个"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才子徐志摩，可却不知他抛弃已有身孕妻子的"渣男"本质；或许曾听闻钱玄同为语言改革而做出的努力，却忽略了他提出"废除汉字"的荒谬想法；或许曾钦慕于那个领导"新文化运动"年轻有为的胡适，但对他抽烟、打牌、逛窑子的恶习知之甚少。

同样，我们对于杨振宁又何尝不是持有这种偏见呢？时人过多的关注了他那段被谩骂的历史，却忽略了他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回头再来看看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老先生，它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数学教育家。长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或代主任。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在群论方面尤其突出。有意思的是，父亲杨武之也不太赞成杨振宁过多的学习数学，因为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像诺贝尔就没有设数学奖。

可杨振宁已经深深迷上了数学。

1983年，杨振宁向国内中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习过程时，曾经专门提到了一个人。

他说：“有一位刘薰宇先生，他是位数学家，写过许多通俗易懂和极其有趣的数学方面的文章。我记得，我读了他写的关于一个智力测验的文章，才知道排列和奇偶排列这些极为重要的数学概念。”

刘薰宇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跟教育家，中国那个年代的科学大师基本上都受过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