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面 ｜ 舒芜是“胡风事件”中的污点证人还是告密的犹大？

见字如面 -----------十二位著名美术家亲笔签名联合致阳翰笙信札

导读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有人说导致这一境地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那场对文化界影响甚巨的运动中，有2000多人受到波及，不少人家破人亡，而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获得的并非事实全部。

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建国初期胡风的困惑和痛

舒芜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年，胡风与舒芜之间有几次通信，颇值得注意。舒芜在三月的信里，兴奋地向胡风报告：自己的心情不再像解放以前“那么寂寞荒凉，而是面临着新的从未做过的实际行政工作之际，所感到的激动和担心”。胡风随即回信，对舒芜的新觉悟表示赞赏：“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这时候，胡风和舒芜之间还是以诚相待，他们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把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思想改造，他们也都完全认同与接受。面对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胡风更有一种底气：“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如果舒芜此时得到党的信任还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而在胡风看来党理所应当地信任与重用自己。胡风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也远高于舒芜：不仅要作革命的拥护者、歌颂者，而且应该拥有对革命的“解释”权。可是一切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党看来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于是，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颇为奇怪、又是必然的现象：本来与革命事业并无深刻联系的舒芜以及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时由于拥护党、歌颂党，并安于这种拥护与歌颂，就获得了党的信任和超乎他自己期待的重用。相反，“大半生追求”革命的胡风，却因为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被认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重用。舒芜和胡风在革命胜利后的不同境遇，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胡风为了要向党、向毛泽东、向新政权，表示自己的“真诚”：这就是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人民站立起来了！”他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他赞颂人民集合在党的“大旗下面”，“在放光的大旗下面放光！在歌唱的大旗下面歌唱！”在胡风的笔下，“祖国”和“人民”，“时间”和“历史”，“劳动”和“真理”，与“毛泽东”和“党”是融合为一体的，他这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绝对真诚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爱和恨，是代表了祖国和人民的意志，符合时代的需要，就是说，自我也是和革命、时代、祖国、人民、党、真理融为一体的：他完全被这些“大词”征服并且迷恋于此。

当然，胡风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给梅志的信里又有这样无奈的表白：“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掌握了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周扬们（在给梅志的信里，胡风具体点名的除周扬外，还有冯雪峰、丁玲、何其芳等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沆瀣一气，打着党的旗子来打压自己，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国家的权威”。胡风很清楚，他是“向着一种庞大的东西作战”。问题是，胡风感到受压并非过于敏感，而有其事实依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里谈到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到第二篇就不能发表，只投到地方报纸，以后《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又连续发表何其芳等人写的批判文章，指责胡风诗里有“牢骚”，“歪曲了毛主席”等等。党报一发言，印成的诗集就被限制发行。后来胡风写了歌颂工农兵的报告文学《和新人物在一起》，也受到多方刁难。最后正如胡风所说，他写的文字几乎就没有发表的可能了。这正是党管宣传（从出版到发行到批评）的文化体制的威力。

舒芜的转变与检讨

胡风不止一次地想过妥协，甚至表示要“学做孙子”。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于是，周恩来决定，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对胡风做最后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摊牌。

舒芜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于六月八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而同时胡风所写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表态文章《学习，为了实践》（这对胡风来说，既是表明心迹，也是一种妥协），却因为“没有自我批判”而由周扬下令“不宜发表”。

舒芜的检讨，向党和毛泽东表示归顺的同时，也即宣告与胡风及其朋友的决裂，这是他的思想转变的自然结果，其中可以看出建国以后他与胡风们思想上的异趣，因此，我们需要作一点历史的回顾。

前文已说，刚解放时，胡风和舒芜彼此还是信任的，绿原等也一直对他以朋友相待。但他们真正见面时，彼此关系就显得有些拘谨、隔膜。变化来自舒芜，他突然感觉他昔日的好友“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谈到所在单位的党的负责人也“语中杂以调侃嘲笑”，这在胡风的朋友圈子里本属正常，但在舒芜看来，这就“不像一个已经当家做主、干自己文艺工作的革命文艺干部应有的态度”。正像晚年舒芜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所说，此时他“已经相当‘政治化’，已经开始从一个‘政治领导’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这正是要害所在：胡风们知识分子本性不改，而舒芜已有了“党的政治领导”的眼光（这是真实的变化）和“改造者”的身份（这却是舒芜的主观幻觉；在党的眼里，他还是亟待改造的知识分子）。于是，自然有了争论。当舒芜不无真诚地急欲向朋友传授自己思想改造的体会时，路翎则一语道破：“照你这么说，一切个人读书、写作、思考，都成了‘个人主义’了！”舒芜在武汉和绿原的谈话，也在“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舒芜因此留下了一首诗：“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究竟是“奔腾随万马”，顺着改造的大潮前进，还是“惆怅恋朱栏”，残留小资产阶级的“前宵梦影”，甘当落伍者呢？舒芜的劝告大有领导者的语气，而且口口声声“他们”与“我”，显然已有分道扬镳之意。

1996年11月与50年代被打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的文艺界难友，在北京参加中国第五次作家代表会上相遇后，在胡风寓所合影。左起：冀汸、罗洛、贾植芳、任敏、胡风夫人梅志、牛汉、曾卓、绿原。

舒芜终于写了《向错误告别》（此文后未发表），“错误”当然包括卷入胡风“小圈子”。据舒芜说“新思维”的要点有三，即“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从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来看”（《〈回归五四〉后序》），他现在就这样来“看”昔日的自己和胡风们了。

一九五二年“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有意思的是，党的领导对舒芜个人并无兴趣，他们关注的中心是不肯驯服的胡风。一九五二年，对胡风的公开批判已箭在弦上，这年四月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就发起批判胡风的动员，用《读者来信》的方式，以群众的名义，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同时散发了《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资料》。舒芜的检讨文章恰恰在五月份发表（这有一定偶然性，并非事先布置），对早有准备的文艺界党组织，这是正中下怀，特别是舒芜主动提出了“我们”的存在，正可以大作文章。于是，就由胡乔木决定由《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动笔写了《编者按》。胡乔木在胡风事件中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当年代表延安党中央和舒芜谈话的就是他，这时，他又以毛泽东秘书、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发挥他的独特作用。《编者按》写得既句斟字酌，又一语中的。关键是两个判断：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其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如舒芜所分析，这里讲的是“文艺上”的小集团，而非“政治上”的，显然是掌握了分寸的。但所传达出的党的判断和意图，却十分明确而严峻：首先将胡风们的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本身就有严重意义：从延安整风开始，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定为“思想上的敌对阶级”的，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更成了革命对象。然后点明“小集团”，就不是个人的文艺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活动；点明“以胡风为首”，更是第一次公开把矛头指向胡风（前述舒芜的检讨，还是把胡风撇开的），而且有了“为首”的，就意味着“小集团”有领导也有追随者，所要打击的就是“以胡风为首”的一大片。这都远远超出了舒芜检讨中的认识。而且，信号是由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出的，就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这是胡风事件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样的转折，就将舒芜推到了第一线。他此时已经成为党（暂时出面的是胡乔木、周扬等）批判胡风斗争全局中的一粒棋子，他此后的思想、行为都已身不由己，而且按照他已经接受的党性原则，他也只能“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个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已毫无作用和意义。

胡乔木很快就下达指令，要舒芜“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于是，就有了《给路翎的公开信》，后发表于同年九月《文艺报》。这是一篇奉命之作，也就更具有政治上的尖锐性。其要点有二。首先是承认“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其次，承认在组织上也“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并具体指明“我们对于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重点检讨“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这都是要害，是周扬们最在意之处，也是长期争论的焦点。舒芜自己也从中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必须“在具体工作上，经常地、密切地、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领导”，而且是“具体领导”。这就意味着舒芜已经被周扬们全面收编了。

胡风在得知舒芜要写检讨文章时，就写信给梅志，说“我和嗣兴（路翎）都很坦然，只觉得他本来会有这一结果的。然而居然走到了这一结果，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事，一方面是这个文坛底压力的罪过”。看来胡风最初的反应还是相对冷静。以后的信里，谈到舒芜，语气就日趋严峻，认为这是“看定了上面的阴谋，想投这个机，用别人的血染红顶子”，并进一步作出判断：“他是敌人思想上派来的破坏者。”这其实就是按照阶级斗争的逻辑，将舒芜视为敌人，要以牙还牙，同样置之于死地了。于是，就有了具体的行动：先由路翎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递交报告，检举揭发舒芜的“政治历史问题”，即“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后由胡风亲自出面，向中宣部领导林默涵控告舒芜是“破坏者”。尽管胡风的义愤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他的检举也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但向执政党检举思想上的“叛徒”的做法也同样是过了线的。左翼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这种“你死我活”、“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敌对思维的陷阱。

就在这样的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是年九月至十二月，由周恩来指挥，中宣部主持，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有意思的是，出席座谈会的，网罗了本文讨论的“胡风事件”相关的四个方面主要人员。属于周扬集团或文艺界领导的有：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丁玲、冯雪峰、阳翰笙等；胡绳原属才子集团，他参加了香港批判，邵荃麟则是香港批判的主力；被认为是胡风“小集团”成员的，除胡风本人，还有路翎；特邀出席的，是刚从“胡风小集团”分裂出来的舒芜。唯一缺席的，是始终在幕前幕后发挥关键作用的胡乔木。

会议前，周恩来在周扬关于胡风问题的来信上，有一个批示，为讨论会定了一个基调：“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判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到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在写给胡风的信中，则意味深长地说：“舒芜先生的检讨文章，我特地找来看了两遍，希望你多看它几遍。”这表明了此时党中央处理胡风问题的方针，就是要用一切手段（少数人帮助不行就公开批判，即先礼而后兵），逼迫胡风就范，以彻底解决问题，消除最后一个文艺上的反对派，实现高度集中于党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大一统。

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阳翰笙等，除了党的文艺领导者身份之外，他们还是文艺理论家、诗人、剧作家，深谙文艺创作规律，一旦进入具体的文艺创作领域，他们与胡风也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共鸣。这表明，胡风和他的批判者周扬们之间，不仅存在对立关系，而且有着更深层面的相互纠缠，只是这种内在的共同点被严重的政治立场遮蔽了。而这样的共同点，在政治运动中一旦发掘出来，又会成为政治立场问题。今天的胡风批判者后来也会成为被批判者，罪名竟然是“同情、包庇胡风”，就是这个道理。

舒芜在这次座谈会上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尽管他接到开会的邀请时，曾以为这次自己是要“去当大夫，开刀”，但他一到北京，林默涵就交代：“领导上特别希望写一篇通过自己来批评胡风的文章，证明（和胡风）相同之点”，并且表扬舒芜“在此次批评中已起了积极作用，希望更进一步在这方面起作用”。后来胡风回忆说，冯雪峰、丁玲在私下闲谈时，谈到舒芜都“带笑地说过：‘他们说舒芜是起义将军，傅作义！’”这大概是代表了周扬们对舒芜的真实看法与态度，也反映了舒芜的实际地位。

胡风与妻子梅志

有意思的是胡风的反应。他在写给梅志的信中，也说：“事情就是这样过去了，当作过去了。”在另一封信里，胡风专门谈到准备接受才子集团中唯一不肯投降的陈家康对他的劝告：“家康要我懂得陪着走一段弯路的道理，那么，就陪着走一段弯路罢，绝不扰乱谁妨碍谁，但也绝不能从我自己的口里歪曲真理，做刽子手。一年的时间，看清了这个‘真理’，说起沉重，但也只好如此了。”胡风因此重申自己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和信念：“我相信自己，也相信党，相信真理。”

这里的关键，是胡风有着超强的主观自信力。“我相信自己”，他坚信自己是追求真理的，并且愿意为真理而献身，他同时坚信自己在探求真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观念，都是符合真理的，自己是掌握了真理的；他又“一直毫不怀疑党中央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也就是说，他坚信自己和党中央之间有着共同的真理体认，只有在党中央那里，才能实现“自我，党和真理”的高度一体化。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风心目中的党中央，只是他的主观想象物，陷入这样的精神迷误而长期不能自拔，正是胡风的悲剧所在。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周扬们所执行的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胡风却始终不承认，从而形成了他的一个主观精神迷误；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迷误，胡风才能够在周扬所代表的党的左倾文艺路线、理论、方针、政策横行天下时，始终坚持批判的立场和态度，坚持独立思考，尽管也同时将自己的主张绝对化，以至真理化，但在那样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专制的时代，胡风的这些坚持与努力，就特别难能可贵，这也正是胡风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