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医改经验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这篇文章告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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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

有评论认为

这是三明医改地方创新经验

上升为国家制度的经典之作

三明医改经验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广东卫生在线今天介绍的这篇文章，也许能给大家带来不少启发。

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多元的政治过程。此文以三明医改试验为案例， 研究中国社会政策 ( 以卫生政策为代表) 的扩散过程。

研究发现， 多种因素的复杂互动推动了三明经验的扩散。

这些因素包括: 卫生政策领域各级政府中的政策行动者， 致力于卫生事业改革的政策企业家、由政策问题与各级政策行动者交织而成的特定的政策情景， 以及权力集中而财政分散的单一制政体。

这些因素可以构成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扩散的府际关系视角。

没有来自地方财政的压力和主要领导人的决心， 三明市政府不会对卫生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性变革；

没有以詹积富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的坚持和努力， 三明医改试验难以持续并取得成效；

没有因中央政府的医改创新焦虑和医改试点城市的创新滞后而形成的特定政策情景， 三明医改实践得不到媒体和学者的关注；

没有来自财政部对医保基金收不抵支的强烈关注， 三明医改经验得不到全国的扩散。

三明医改经验的扩散表明， 在中国单一制政体和分割的权威体系下， 特有的府际、部门间博弈可以为政策扩散创造条件。

为什么要研究三明医改？

文章作者之一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王春晓告诉广东卫生在线，“我本身学习的是行政管理专业，一直对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非常感兴趣。”

王春晓感触地跟广东卫生在线分享道，“改革开放以来，‘看病难’、‘看病贵’逐渐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寻找治理之道，中国在卫生领域采用了政策试验的路径。首先，利用后发国家制度优势，卫生治理体系的各子体系分别从世界各完备的、成谱系的政策方案中，以政策选择的方式选取适合自身实际的方案，减少了改革和探索的风险。随着实践探索的推进，涌现出不少成功的地方试点模式，但往往都是昙花一现，未能遍地开花。”

2012年以来，不少专家和社会舆论均开始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滞后或不到位，正在抵消或侵蚀基层综合医改和全民医保的效果。然而，也就是差不多在此时，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医改办等有关部门及智库专家开始密集到福建一个叫三明的山城调研医改。更引人注目的是，2014年2月，刘延东副总理亲自到三明考察医改。此后，各地赴三明的考察者、朝拜者更是络绎不绝。三明医改经验不仅在国内引人瞩目，而且引起了国际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均对三明医改给予充分肯定，后者还特别投入巨资推广其经验做法。

“三明这个没有被国家定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城市能率先进行综合医改? 为什么三明的医 改经验最先被财政部关注，并在全国扩散? 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了三明医改经验的扩散? 三明医改经验的扩散案例可以为我们分析思考中国的社会政策扩散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王春晓与其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决定对三明医改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

从2015至2017年的三年间， 笔者多次到福建省三明市实地调研，进行深入访谈，尝试从政府间关系的视角对三明医改的政策创新与扩散进行研究，进而揭示在中国情境下社会政策扩散的特征。

“三明模式” 的创新与扩散

医改前的三明

三明市地处福建省腹地的西北部山区。该市经济总量和地方财政收入，均排名处于福建省中等靠后。201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55.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860.82亿元，居全省9地市的第6位。

由于台海关系，建国后被建设为福建的工业基地，但却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衰落，退休人 员财政供养的压力巨大。由2010年的2.06∶1下降到2016年的1.64∶1，并保持继续下降的趋势。远远低于福建省确定的赡养比风险线2.5∶ 1。

2009年，三明的职工医保基金已开始收不抵支。在全民医保的政策宣传刺激下，医疗服务需求被不断放大，医疗费用增长飞快，到2011年形成了7000多万元的巨大缺口，医保基金随时可能崩盘。差不多同期，三明市先后有8个医院院长被查出涉及严重的药品腐败。一面是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一面是医疗腐败频发所引发的民怨，市委市政府束手无策。

正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原本不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三明却拿出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的勇气与魄力，开始 “自带干粮搞改革” “动真格” “不走过场”。

明确改革途径——三医联动

2011年底，刚刚调回三明的副市长詹积富主动要求分管医改。他不仅担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而且得到充分授权，分管与医改相关的医疗保障、卫生计生、药品行业。

2012年2月26日，三明市召开关于努力降低医疗成本提高 “三险” 资金运行使用效率的专题会议，明确了 “三医联动” 的改革途径，按照 “政府→医药→医保→医疗” 顺序依次强势推进。

此次会议被视为三明医改的起点。

在政府方面，将卫生政策制定主体调整为市医改领导小组。试点4年多以来，除了1个按照规定以市委政府名义，其他涉及医改的100多项政策性文件都以医改领导小组名义签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置在市卫生计生委，市里专门为此增配了3个科级职数。政策执行则集中在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在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市、县实行垂直管理，具体承担药品限价采购与结算、基金管理、医疗行为监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职能。后来，又成立医疗保障管理局，与市财政局合署办公，负责统筹决策、研究部署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制定医保政策，并对实施政策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在医药方面，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收入主要由财政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将省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目录的129种辅助性、营养性且历史上疑似产生过高额回扣药品品规，列为重点跟踪监控对象。改革规范药品和耗材采购机制，挤出流通环节水 分和腐败。严格实行 “一品两规” “两票制” 和 “药品采购院长负责制”，允许 “三次议价”。

在医保方面，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整合为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市级统筹，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待遇水平、基金管理、经办服务、信息管理 “六统一”；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用 药目录、诊疗目录、服务标准 “三统一”。建立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与医院、药品耗材供应商的谈判机制，实行医保基准价格制度和阶梯式差别化报销政策。实行单病种付费 (中医、西医同价)改革，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在医疗方面，实行院长年薪制，由财政全额负担，建立6大类40项的院长考核评价体系。 实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对各类医务人员按照级别和岗位，实行不同等级年薪，年薪与岗位工作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挂钩，不与药品、检查、耗材等收入挂钩。先后发布5个文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总共调整了4千多项服务价格。建立医药、医疗、医保信息公开透明机制和 “健康 三明” 网络服务监管平台。

试点4年多以来，三明市实现了放缓医药总费用增速、减轻患者负担、降低药品费用的 “三降低” 以及提升医务人员薪酬、医院收入结构优化、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扭亏为盈的 “三提升”。

“三降低” 即：医药总费用增速放缓，公立医院医药总费用年增长率由18%控制到8%～10%的水平，略低于全市人均GDP增速，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基本持平；患者疾病负担减轻，全市医保报销比例高于全国和省平均水平，次均费用也远低于全国和福建平均水平；降低药品费用，全市公立医院药品花费由8.1亿元减少到6.2 亿元，节约幅度近四分之一。

“三提升” 即：医务人员薪酬提升，平均年薪由4.2万元增加到8.9万元，整体增幅超过100%；医院收入结构优化，医务性收入占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由以药品收入为主向医务性收入为主转变；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扭亏为盈，由赤字2.1亿元扭转为盈余0.86亿元。

三明经验扩散路线图

三明经验首先在福建省内得到扩散。

2015年，从“腾笼换鸟”到实行医务人员年薪制， 从“三保合一”到成立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福建省这一改革路径中的三明经验清晰可见， 可以说基本上是复制了三明经验。

2015年2月出台的《福建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明确提出，“各地可借鉴三明经验，试行公立医院院长目标年薪制，合理核定年薪水平， 并由财政全额负担……”。事实上，不仅在推行院长目标年薪制上如此，福建省还参照三明做法 创建“三个一”办医领导体制。即: 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医改决策部署，由省委书记 Y 亲自担任省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承担领导改革的第一责任和政府的办医责任; 一个领导分管“三医”， 即将卫生计生、医疗保障、药品流通等工作由一位省领导 L 统一分管，负责医改具体策划，加强对医改工作的统筹协调; 一个组织机构，即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作为实施公立医院改革的具 体平台。这样的领导体制全省全覆盖。又如，成立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省财政厅，相对独立运作。省医改办 G 认为，“这个医保办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医改办作为议事协调机构想履行却无法履行医改政策决策的职责”。

2017年3月前，全省其他8个地市都效法三明，陆续成立了医疗保障管理局。访谈中，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参与政策文件起草的 Z 对此并不讳言，“我们是在充分借鉴三明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出台省里的政策。比如，三医联动、治药 为先，从挤压药品虚高水分入手，全面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以院长年薪制为突破口，推进医 院管理制度改革。突出强基层，扎实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这些方面，三明都给全省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国务院支持下全国扩散。

2015年底开始，由国务院医改办在三明市分期分批对各省 ( 区、市)医改相关部门负责人、试点城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及试点省所有省级医院、试点城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国所有县级公立医院院长等进行集中培训。除国家部委专家外，讲师大都是詹积富和他的医改团队。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培训意味着三明试点经验已经得到高层认可。

到2017年6月，全国所有2800多个县级、300多个市级、31个省级行政区 ( 不含港澳台)政府，及这些政府所辖负责公立医院改革的部门、公立医院负责人均到过三明进行经验学习交流， 完成至少一次的培训，实现了三明试点经验传播全覆盖。

在2016年3月印发的《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表述“在部分综合医 改试点省推广福建省三明市医改做法和经验”。

随后，国务院医改办又在《关于请修改完善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方案的函》 中以三明试点经验为原型上升为十道必答题的形式明确要求试点省必须完成的改革任务。

事实上，国务院医改办相关处室负责人 G 认为，“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三明医改中的三医联动、药品自行采购等典型做法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 要求“总结完善福建三明改革经验，并在安徽、福建等综合医改试点省份推广”。

2016年7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发布会上，时任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姚建红明确表示“三明市作为国家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在强化组织领导、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也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进一步推广三明改革经验”。

2016年8月20日，在新中国历史上政治局全部常委出席的最高规格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三明是8家在会上发言的代表之一。

201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推广来自三明等各地医改试点中总结出来的“8 个方面、 24 条经验”。

2017年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重点整顿药品流通秩序，改革完善流通体制。

同年3月24日，中央深改组第33次会议，专门听取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 Y 关于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之后，在当年国务院深化医改电视电话会议上福建省做了医保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介绍。

当三明试点得到中央肯定并自上而下推广时，政策扩散就进入了 “纵向推进” 模式，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是其重要特征。各省份纷纷有选择性地相应修改、出台了卫生政策。比如，在领导管理体制方面，11 个试点省份均由省委书记或省长亲自担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不少非试点省份也开始参照执行。

截止 2016 年底，已有 21 个省份采用了上述做法。

■ 在医保管理体制方面：

甘肃庆阳市成立了城乡居民健康保障局；

湖南省正在筹划三保的经办机构合在一起成立相对独立的医保基金管理中心；

辽宁锦州也在准备成立锦州市医疗保障管理局，并负责市医改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

■ 在药品供应保障方面：

河北省6个试点城市、珠海、玉溪、宁波、乌海、太原、鄂尔多斯等12市和河北省28个示范县分别与三明市签署第三次药品 ( 三明联盟) 联合限价谈判采购协 议;

陕西、河北、辽宁、新疆、西藏、宁夏、山西等推行了两票制。

“三明模式”扩散的内在逻辑

政府间层层推动政策扩散

媒体推动

改革之初，三明的政策创新并没有得到上级政府和专家们的认可，但受到媒体的关注。

新闻媒体的传播贯穿了整个政策扩散的全过程，起到桥梁的作用。

试点专题报道甚至多次得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集中报道、肯定，并呼吁复制推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三明市医改办 W 说，“因为我们很早出台了药品零差率、三保合一、成立医保中心等大手笔政策。媒体很快就关注过来了。甚至惊动了国家卫计委，专门委托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某教授来我们这里调研。应该说，一开始她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仅仅是半信半疑地把我们的数据带回去分析。不想，结果非常令她出乎意料。她的三明医改蹲点调研报告是三明医改走出去很重要的一步”。 “新闻媒体针对三明试点可复制不可复制争论很多，这导致了财政部也想来探个究竟。以前一讲到医改，就是讲财政投入不足，财政部门为此背负了很大骂名”。

财政部的推动

事实的确如此。这次全国推广三明试点经验，财政部是最积极的推动者。

2015 年底，财政部时任部长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明确表示，正在研究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对于政府为何要出此下策，学界的答案是职工医保基金不可持续。截至2014年，中国已有185个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医保资金出现收不抵支。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意味着需要提供巨额财政补贴。在这个意义上讲， “三明医改是被逼上梁山的! ” 这场改革是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随着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财政部门急需寻找一条解决医保 “穿底” 问题的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明的探索，对财政部门来说，无疑是 “雪中送炭”，而且可能有 “立竿见影”之效。

2013 年底，财政部时任副部长 W 带队对三明改革情况进行调研。之后， “根据财政部时任部长指示，这份调研报告以财政简报的形式报送国务院，并得到国务院分管领导 L 的高度肯定，所提建议均被采纳。由此，三明医改进入中央领导层视野。2014年2月，詹积富更是直接被请到中南海汇报医改工作”。

之后，这份调研报告以《“三医” 联动 向综合改革要红利——福建省三明市公立医院改革调研报告》正式公布，文中称 “改革的出发点、原则、大方向无疑 是正确的”，并 “建议尽快以国务院医改办名义在三明市召开公立医院改革现场会，推广三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成功经验”。

应该说，“三明模式” 主要由财政部发现并加以推广的。

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支持

要全面推广 “三明模式”，仅有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支持还不够，还必须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支持。

某省医改办原负责人 H 曾表示，“要成立省医保办这样一个新机构，没有省里一把手甚至更高层面同意，是不可能的。早在2013年3月18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就已研究如何加快推进机构改革，医疗保险管理层面实行 ‘三保合一’ 的改革决心也得以印证。当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改工作安排也明确提出，整合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管理职责”。

然而，这些年来，针对医保基金的管理权限问题，人社和卫生计生部门双方一直争执不下，即便是中央编办居中协调，但延宕至今也未实现统一。 “两边 ( 人社和卫生计生部门） 都在争。

实在没法子，中央编办就想看看有没有第三方管的，“高层也在寻找路子，正好三明是第三方管，就去看看”。

三明 “选择” 了一条最能够被中央接受的路径，符合了中央的预想。

上述因素一并直接促成了刘延东副总理亲自到三明视察。接着，财政部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医改办在三明市召开全国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现场会。此后，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等卫生系统出身的中央高层先后多次到三明考察，肯定其政策创新。

“2015年9月，财政部、国家卫计委两个部委负责人联名向高层写信反映，建议以适当方式将三明医改最新的进展及推广三明医改模式面临的问题上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促进从更高层面重视和推广三明医改模式”。

这也直接推动了2016年2月23日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三明市的医改汇报，从而使得 “三明模式” 在更大范围得以扩散。

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扩散

即便政策方案在最高决策层面获得通过和确定，具体的政策执行仍然需要政策企业家的不断协调和推动。

不可否认，个别官员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是政策试验成功的关键，之前的医改明星模式 “高州模式” “神木模式” 等失败印证了这一观点。这些政策创新随着主政者的离去， “人走茶凉” “人亡政息”，往往昙花一现。钟焕清、郭宝成们的调离甚至可能是导致政策试验中止或者蜕变的决定性因素。

三明医改遭遇阻力福建省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副省长 L 曾表示: “各地要特别关注医改的操盘手，这点非常重要，像三明的积富同志对医改工作非常熟悉，非常精通，是个专家……”。詹积富有着在省市财贸经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的丰富经验，非常了解、熟悉医药购销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是三明试点的掌舵人，在三明医改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三明医改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形势岌岌可危。“2013年8月， 詹积富明升暗降从副市长调整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时，那药企、供货商、医药代表等可是开心得放鞭炮啊，詹积富终于不做副市长了。不过，他们高兴太早了。三明市委、市政府并没有相应调整其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仍然由其主导医改，三明市再次暗度陈仓。”事实上， 根据2013年5月30日下发的一份市领导工作分工的兼职的文件显示，时任市长已经兼任了该市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可以试想下，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让詹积富继续主导这场改革，当时三明市执政者面临多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

三明经验为何突然发力扩散? 三明经验得以突然发力扩散开来，离不开福建省委书记 Y 的一直关注。他曾多次做出指示，希望三明坚持到底。省级政府常常是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公共政策扩散模式的首创主体。应亚珍认为，福建省有一个整体能力较强、协同度也较好的省级医改团队。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参与政策起草的 Z 认为，该省省委领导在中央的工作经历对三明改革经验的扩散有重要影响。

省市干部交流任职助力政策扩散

事实上，通过干部交流推广某些区域性成功经验也一直是中国政策扩散的一种方式。在三明案例中，同样可以看到省市级政府之间的干部交流任职对政策扩散有着重要影响。三明经验在省内的扩散与省市之间的干部交流任职密切相关。

詹积富从三明市被调往福建省政府，担任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掌握实权的第一副主任兼医保办主任。

事实上，不仅仅詹积富一人由市里到省里任职。在差不多同时，一大拨上下级政府间人事调动频频进行。

三明团队的核心人物市财政局副局长、市医改办常务副主任 Z 调任省医保办，曾任省人社厅副厅长、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医改 办主任 L 调任国务院医改办正司级监察专员。因为年龄原因，转岗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原副省长 L，仍然兼任省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继续分管医改工作。

专家学者助力政策扩散

同时，为了培育、推广 “三明模式”， 国务院医改办甚至安排常驻联络员和专家、学者作为福建、三明医改顾问，直接提供决策参考， 以此来推动这一进程朝着既定的改革方向发展。为此，以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在此政策扩散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学术阐述分析功不可没。

学界认为 “三明模式” 可以推广的学者主要有李玲、应亚珍等。

试点初期就蹲点挖掘 “三明模式” 的应亚珍认为， “三明公立医院改革成效毋庸置疑，验证了其改革目标方向、设计思路的正确性，手段措施的有效性。值得推广借鉴，推广借鉴的难度只是在于政府改革决心。如果能以 “三明模式” 为蓝本，并更好地实现医保与医疗服务的统筹管理，公立医院体制机制转换有望在短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公益性实现、服务效率提升和群众受益等医改目标将可预期”。 “强调医改推进中组织管理体制的首要作用，把福建省实施综合医改的组织管理体制的成功做法推介给其他地区”。为 “三明模式” 呐喊 的李玲、应亚珍也是福建省三位医改顾问中的两位。

三明经验甚至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 行的极大关注和充分肯定，特别是世界银行还投入巨资推广其经验做法。在有限理性之下，福建省最具有可获得性即在空间上最接近三明案例，方便进行学习、复制，实现近邻效应。

广东卫生在线：三明医改取得成功，您觉得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王春晓：三明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收入有限。随着医保基金收不抵支，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在三明的卫生政策领域，“管钱” 的财政局取得了比管政策的发改委、管医院的卫计委、管医保基金的人社局更大的政策话语权。在得到了地方领导的强力支持后，财政局与卫生计生委在公立医院改革问题上形成了共识，结成了联盟，成为卫生政策的真正主导者。面对来自地方党政领导的强大改革压力，其他相关政策部门则顺水推舟，不再纠缠于部门利益，从而推动了三明医改政策创新的成功。三明医改经验的成功推广也为观察中国卫生领域的政策扩散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

广东卫生在线：三明经验得以从福建省内扩散发展到全国推广，什么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王春晓：三明经验的扩散发生在中央政府亟需地方政策创新的特定情境下，是中央政府财政部而不是卫生计生委或人社部起到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2009 年启动的新医改设定了到 2020 年需要实现的政策目标。由于新医改整体推进成效不彰，加上目标实现的期限日益逼近，中央最高决策层有着迫切的政策创新和扩散的需要。由于中央各部委在医改问题上暂时无法达成共识，医改的顶层设计受阻，在这时，中央决策层非常需要来自地方的创新主动性。为此，中央确定了不少医改试点城市，期待它们尽快出经验，出模式，但是，试点城市拿不出像样的经验。在这时，三明市在地方财政的强力逼迫下，创造了医改的 “三明模式”，为处于创新焦虑中的中央决策层带来 希望，从而也为 “三明模式” 的扩散打下伏笔。“三明模式” 主要由财政部发现并加以推广。也就是说，财政部是三明医改政策创新扩散的最积极的推动者。面对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收不抵支的压力，财政部担心需要为社保基金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因而对社保基金 ( 包括医保基金) 的财务可持续性极为关注。时任财政部长多次就社保基金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一 些有争议性的政策建议。作为因应地方医保基金危机而探索出来的 “三明模式”，其隐含的财政 政策意义似乎比卫生政策意义更引人注目。这也说明了为何三明医改经验最先得到财政部而不是卫生计生委、人社部的关注。也正是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动下，三明经验开始得到国务院医改办和主管医改的国务院领导的关注，并迅速在全国得到扩散。三明医改经验的扩散表明，在中国的单一制政体和分割的权威体系下，特有的府际、部门间博弈可以为政策扩散创造条件。

广东卫生在线：这次研究从政策扩散的视角透视三明市医改试点过程，从省级乃至中央层面研讨政策扩散机理，对今后中国卫生政策扩散活动带来哪些启示？王春晓：本研究从政策扩散的视角透视三明市医改试点过程，从省级乃至中央层面研讨政策扩散机理，对于验证和扩散既有的政策扩散理论进行了探索，为后续的研究积累经验。不难发现，中国卫生政策扩散活动的发生和发展，除了时间、空间这些自然要素维度之外，特定的政策行动主体在政策扩散过程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广东卫生在线：您觉得本研究的现实政策意义体现在哪里？王春晓：首先，中国社会政策扩散与部门利益密切相关。在碎片化权威体系下，各级政府以及每一级政府各部门间的利益认知，对政策创新扩散的进度和广度具有主导性影响。一项成功的政策创新及扩散需要来自府际及部门间的协调以及在协调中的 “付出” 与 “妥协”。三明经验表明，不打破卫计部门和人社部门的利益分割，难以实现政策创新。同时，如果没有得到来自财政部的支持，三明经验也难以得到有效扩散。其次，府际关系对政府创新扩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政策学习和扩散过程是一个受到国内结构和政治影响的过程。对于政策创新，中央政府虽然没有 既定详实的政策试验内容，但有明晰的政策目标。只有符合中央政府意图的政策创新才能得到强 力推广扩散。第三，政策创新与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政策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在政府间、部门 间利益格局难以打破的局面下，采取从国家到省、省到市，再从市到省、省到国家任职的曲线、 双向干部流动，以及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派驻联络员和顾问等方式，可以推动政策创新扩散进程。

广东卫生在线：这次三明医改经验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得以体现推广，您觉得意味着什么？王春晓：改革来自人民，符合人民需要的改革方案从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吸取各地各方面的探索经验中得来。为了回应好人民期待，必须进行深入广泛的调研，全面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充分吸取各地方的经验。其中，新组建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就吸收了基层探索经验。福建三明，过去医保亏损严重，医患矛盾突出。几年前围绕医药、医保、医疗推进“三医联动”，获得了“药价下降、医务人员收入增加、医保扭亏为盈”三赢。如今，这一经验被方案借鉴。

编辑｜Henin 责编｜黎晓心

广东卫生在线全媒体团队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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