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石头记”是揭开《红楼梦》真相的金钥匙

——兼批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对“吴氏石头记”的指摘

作者：潇湘夜雨

2018年12月，中国西部首届《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在会上致辞。在致辞中，张会长直言《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后文简称“吴氏石头记”）是学术造假。对于张会长的这种看法，笔者很不赞同，在这里谈一下我对“吴氏石头记”的看法。

“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完美对应了前八十回的人物命运伏线和批语提示，人物结局完全符合第五回的判词。有人认为这个后二十八回是后人按照前八十回的批语提示和红学探佚成果写出来的，其实这个想法未免有点想当然。大家都看过八七版的电视剧《红楼梦》，这部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当时沈从文、王昆仑、启功、吴世昌、周汝昌、曹禺等国内知名的红学专家和学者都参与了这部剧的制作。该剧前二十九集基本忠于前八十回原著，后七集则是按照前八十回的批语和伏笔拍的。后七集的主要情节有香菱去世、凤姐拾玉、探春远嫁、黛死钗嫁、元春薨逝、凤姐被休、贾府被抄、贾芸狱神庙探监、刘姥姥救巧姐、惜春出家、贾宝玉与史湘云相遇、宝玉遇到蒋玉菡和袭人、宝玉抛弃宝钗而去等。这些情节只是简单照应了批语，并且有的情节和批语提示的情节出入很大，而“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这些情节却和前八十回完美对应。

比如凤姐拾玉情节，凤姐拾玉的出处是在第二十三回，“刚至穿堂门前，〖庚辰本双行夹批：妙！这便是凤姐扫雪拾玉之处，一丝不乱。〗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通过庚辰本的批语，可以知道在八十回后，凤姐在穿堂门前拾到了通灵宝玉。电视剧中的情节是，宝玉的通灵宝玉丢了，众人找来找去，最后凤姐在穿堂门前的雪中发现了。电视剧的情节只是为了对应批语而设计的。通灵宝玉是如何丢的？为何在穿堂门前被发现？电视剧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交代。而且批语是“扫雪拾玉”，而在电视剧中并没有凤姐扫雪的情节，我想专家也想不明白凤姐怎么干起了下人的活吧？而后二十八回凤姐扫雪拾玉的情节出现在了第105回“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王熙凤知名强英雄”中，讲的是王熙凤死后魂归太虚幻境，一日，王熙凤的魂儿偷着回到贾家，只见茫茫大地铺了层层厚雪，原来是昨夜刮了一夜的风，下一夜的雪。她怕别人看到自己模样吓住了，于是打扮成穿着戏彩斑衣的乞丐，却见贾府家破人亡，穿堂前雪地里有声音叫王熙凤，她扫雪发现了雪里的通灵宝玉。通灵宝玉向王熙凤诉说了贾家败落的经过。王熙凤明知自己是鬼的命，还强英雄为贾家报仇雪恨，最终还是被小鬼带回太虚幻境。在笔者看来，这段情节是神来之笔，非常精彩，“刮了一夜的风”照应了第五十回王熙凤作的“一夜北风紧”这句诗，戏彩斑衣也照应了第五十四回“王熙凤效戏彩斑衣”，远比电视剧中的情节合理。

再比如贾宝玉和史湘云相遇。电视剧的情节是，贾宝玉出狱后在画舫边遇到堕入青楼的史湘云。而 “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的情节是，贾宝玉最后沦为了乞丐，到了晚年碰到了同样沦为乞丐的史湘云，而宝玉认出史湘云正是凭借宝玉送给她的金麒麟。贾宝玉沦为乞丐照应了甲戌本第一回“展眼乞丐人皆谤”的批语“甄玉、贾玉一干人”。贾宝玉、史湘云晚年相遇又照应了第三十一回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史湘云在电视剧中最后成了船妓，不知道情节为啥如此安排，难道因为第二十八回有个妓女叫云儿吗？对比一下，“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情节要合理得多。

“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还有很多情节和前八十回完美对应，而且这些情节是在电视剧中没有的，也是红学家没有探佚出来的。比如通灵宝玉的后两个功能、甄宝玉送玉、菖菱配药、林黛玉证前缘、妙玉瓜洲落难、贾宝玉当了两次和尚等等。

在第八回书中交代了通灵宝玉的三个功能“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第二十五回交代了通灵宝玉的第一个功能，而在“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又交代了通灵宝玉的另外两个功能。通灵宝玉第三个功能“三知祸福”的情节是，通灵宝玉知道贾府日渐衰败，于是想到另一个去处，就施展法术，飞到了江南的甄家。而甄家已经先于贾家败落，甄宝玉已决定出家，于是劝说通灵宝玉还是回贾家好。由于通灵宝玉飞到甄府的过程中消耗了许多法力，央求甄宝玉带着通灵宝玉回到了贾府，并劝说宝玉出家，这就是甄宝玉送玉的情节。通灵宝玉施展法术飞到甄家，乍一看有点胡扯，仔细想想通灵宝玉都能说话，这种构思和前文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天才的想象力非原作者是写不出来的。

靖本在第七十八回有批语“观此知虽诔晴雯，实乃诔黛玉也，试观‘证前缘’回黛玉逝后诸文便知。”可知在后文有“证前缘”一回。在“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中，贾宝玉被流寇掠走，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贾府早已家破人亡，他在柳叶渚的槐树下发现了一付白骨，并在旁边柳树下发现了两个旧帕，才知道这付白骨原来是林黛玉的。宝玉写了一首长篇诔文悼念黛玉，而已经回到太虚幻境的林黛玉被情深意切的诔文感动，下凡来到宝玉身边，诉说她和宝玉的前世今生，这就是证前缘情节。原来第三十四回宝玉送给黛玉的旧帕正是后文的伏笔,宝玉正是通过那两个旧帕辨别出这个是黛玉的尸骨，此等构思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宝钗回到大观园找到了宝玉，帮宝玉将黛玉的尸骨埋在了黄土陇中。其后，宝钗偶然露出一段雪白酥臂，宝玉看呆了。宝玉深悔误了黛玉的一段佳缘，如今便不肯错过机会，二人走到红绡帐里共度良宵。这段情节印证了第一回的“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前八十回中宝钗也曾经露出过酥臂，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正是后文的伏笔。而袭为钗副，第六回袭人和宝玉发生关系正是为后文宝钗和宝玉之事伏脉。

第三十一回有以下情节：

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袭人笑道：“你老实些罢，何苦还说这些话。”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嘴笑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儿。”

由此可知贾宝玉后来做了两次和尚，这个情节在电视剧中是没有的，而在后二十八回中宝玉的确是当了两次和尚。宝玉离开宝钗后，没有经营之道，身上银两很快花尽，只好出家当和尚。但身处末世，寺庙也不干净，不是贼窝就是淫窝，于是当了两次和尚后，只好去乞讨，沦为了乞丐。

关于“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的情节，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搜一下看看。很多情节都是天才的构思，非原作者想不出来，尤其可以关注批语提到过的情榜。看到这些情节，才明白原来前八十回处处都是后文的伏笔！而且这些情节之前并没有专家探佚出来，那些说“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是根据探佚成果续写的说法可以休矣！更重要的是，这些和前八十回完全照应的情节融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仅重要人物对应了判词，连小人物的结局，也都交代了。我不认为《红楼梦》还会有另一个结局能够和前八十回如此契合，因此笔者认为“吴氏石头记”是真本。

我不知道张庆善会长有没有仔细看过这个本子，怎么就下了学术造假的结论？请问这本书是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何莉莉能写出来的吗？现在公布的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是何莉莉等几人在1990年根据家中藏本抄到笔记本上的内容。如果是何莉莉造假，当时何莉莉刚刚20岁，何莉莉是多大年纪创作这个本子呢？何莉莉又是多大年纪开始读的《红楼梦》呢？要写出这个本子，需要熟读《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各个钞本，将前八十回情节烂熟于胸，完全理清故事情节脉络，然后才能在后文进行收网，并且完全照应前八十回的脉络伏笔和人物判词，还要会写诔文。别说何莉莉，就算集合当代红学家之力，也续不出这个水平的本子，八七版电视剧结局和“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对比就是明证。当然何莉莉在公布本子的时候对原文内容和批语进行过改动，但这并不能说明本子就是假的。为何很多人不好好看看本子内容，就轻易下结论呢？退一万步讲，这个本子即使是清朝或者民国续书，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毕竟和前八十回是如此契合。而面对漏洞百出的曹寅之孙曹雪芹著书说，主流红学家们为什么没有半点反思呢？

胡适得出曹寅之孙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结论，来自袁枚的《随园诗话》。《随园诗话》卷二中有一条说：

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必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坊间刻本无此十字。）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此四字坊间刻本作“雪芹赠云”，今据原刻本改正。）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胡适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红楼梦》的旁证材料，要算这一条为最早。”因此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采纳了袁枚的“曹寅的儿子撰《红楼梦》”的观点。程伟元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出版的程甲本序言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程伟元在乾隆年间搜集到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材料肯定比胡适接触到的材料多，程伟元都没搞清楚《红楼梦》作者到底是谁，胡适怎么就根据有限的材料轻易下了结论呢？可叹的是其后的专家学者们生吞活剥地全盘接受了胡适经不起推敲的观点。

在《随园诗话》卷十六第一七条有如下一段话：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别院笙歌转玉绳。为待夜凉新月上，曲栏深处撤银灯。”“飞盏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绿荷包。榜人能唱湘江浪，画桨临风当板敲。”“早潮退后晚潮催，潮去潮来日几回?潮去不能将妾去，潮来可肯送郎来?”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崖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袁枚这句“相隔已百年矣”，足见袁枚和雪芹相隔时间非常长，应该推到康熙年间。袁枚的说法说明曹雪芹与他不是同时代人，袁枚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说法并不可信。

其实袁枚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说法来自富察明义，袁枚《随园诗话》中提到的明我斋就是富察明义。明义有一组诗为《题红楼梦》，《随园诗话》中收录的明义的那两首诗正是出自《题红楼梦》的第14首、第15首。明义在《题红楼梦》小序中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袁枚的说法正是来自明义的这条小序，但明义说法是“曹子”撰《红楼梦》而不是“其子”，明义并没有说这个曹雪芹和曹寅有什么关系。而且根据“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说明明义的说法也是猜测，并不可靠。既然明义说法都不可靠，袁枚的以讹传讹的说法更是不可靠了。不知道胡适有没有看到明义的这个材料，就草率地下了结论，这严重背离了胡适的“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

后来胡适根据清代宗室诗人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的一条夹批“雪芹曾随其先祖织造之任”，将袁枚观点调整为曹寅之孙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红楼梦考证》）。胡适认为敦诚、敦敏兄弟是曹雪芹的好友，他们的说法自然是可信的。其实这条夹批并不是《四松堂集》底本的内容，而是一条来历不明的笺条，并不可靠，在刻印《四松堂集》时加上去的。尽管胡适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跋《红楼梦考证》），但是他一方面仍然相信曹雪芹是曹寅之孙，另一方面他推断出曹雪芹出生在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而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去世，于是认为应该是“雪芹曾随他的父亲曹在江宁织造任上。”既然这个笺条记载有问题，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的说法又怎么可靠呢？而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根本没有提到他们的友人曹雪芹和《红楼梦》有何关系，而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说法是从袁枚的说法嫁接过来的。请问胡适先生，如果袁枚连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和孙子都分不清楚，袁枚说的“曹寅的儿子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说法又能有多可靠呢？

根据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我们可知的确是有一个叫曹雪芹（是原作者还是增删者，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分析）的人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我们称他为曹雪芹甲。胡适派红学将这个曹雪芹当做真实姓名来考证。其实这个曹雪芹跟《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一样，只能是化名。《红楼梦》第一回是这么说的：“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段文字提到的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孔梅溪都是化名，批书的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松斋、绮园等人也都是化名，为何偏偏这个曹雪芹就是真实姓名呢？《红楼梦》以八十回残本流传于世，而根据第一回这段文字可知，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红楼梦》是一部前后照应的小说，比如第五回的判词就和人物最终命运相对应，如果《红楼梦》没有写完，是不可能写半部就开始增删了的。那么为什么流传出来的本子是残本呢？只能说明后文不管是由于主流红学所说的反封建还是蔡元培先生说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原因，不宜流传出来。那么这个曹雪芹更不可能是真实姓名了。

袁枚和那条贴条中说的那个曹寅后人的曹雪芹，我们称他为曹雪芹乙。在曹家家谱中，并没有一个叫曹雪芹的人，这个曹雪芹其实子虚乌有。如果雪芹是号，曹雪芹的名字可以不出现在曹家家谱中，但曹寅有一个号是雪樵，他的儿子或孙子能号雪芹吗？而且这个曹雪芹无论是任过江宁织造的曹寅的儿子曹颙或者曹还是任过州同的寅孙曹天佑，谁能称得上是“半生潦倒”吗？因此这个曹雪芹并不存在。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所谓的曹雪芹墓碑、佚诗、画像等等都是假的。我们不禁再问，如果《红楼梦》提到的是张雪芹、刘雪芹增删，是不是要去张家、刘家去考证？

也许又有人质疑，那为什么《红楼梦》避讳“寅”字呢？《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下有一句夹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胡适派红学断句为：“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很多人根据这句批语认为此处是避讳“寅”字。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批语，而是一句按语，正确的断句为“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这是后来抄书人所加的一条按语。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晴雯补孔雀裘是在晚上，当时夜深人静，屋内灯光昏暗，看自鸣钟是看不清楚的，宝玉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作者以宝玉的视角来描写，宝玉在床上，所以只能写成是“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如果换一种笔法，写成“只见自鸣钟指在了寅正初刻”，那就不符合当时的环境了，由此我们可知作者的高超笔法细腻到何种地步！

无独有偶，第六回也是这么描写的：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甲戌双行夹批：细！是巳时。〗

此处写自鸣钟“又是一连八九下”，作者此处描写是避讳“巳”还是其他的什么字吗？当然不是。作者此处以刘姥姥的视角来描写，由于刘姥姥不认识自鸣钟此时是几点，只能通过听觉来描写自鸣钟响了几下了。

其二，第二十六回薛蟠拿“寅”字开玩笑，第六十九回写尤二姐“寅时入殓”，说明《红楼梦》根本不避讳“寅”字。又有人狡辩说，作者原本“寅”字缺笔，是避讳“寅”字的。其实如有避讳应尽量避免出现这个字，不可避免情况下才采用改笔或者缺笔避讳。试问一下，如果曹寅之孙是《红楼梦》作者，他会拿自己祖父之名开玩笑吗，会让尤二姐在自己祖父之名的时辰入殓吗？这真是对祖父的大不敬。所以《红楼梦》并不避讳“寅”字，《红楼梦》作者和曹寅没有关系。

由此可知写那句按语的人，既看不懂《红楼梦》的写作笔法，也不知道书中不避讳“寅”字，根本不会是深知小说根底的批书人，只能是后来的抄书人。那么他为什么会加上那句话呢？笔者推断，他可能也是道听途说了《红楼梦》作者与曹寅有关系的一些说法，于是将这句按语加到了本子中。

如果按照胡适的说法，《红楼梦》是曹寅之孙写的曹家事和自传，这个曹寅之孙不但开自己祖父之名“寅”字的玩笑，还将爬灰、养小叔子等事情写到了曹家事中，正如柳湘莲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有这样揭自己家短的吗？江宁织造曹是因为骚扰驿站、亏空库银、转移家中财物获罪，曹家受到抄没家产与革职枷号的惩处。而贾家败落是从内部开始的，探春也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在贾家内乱后，外敌肯定会从外边杀过来。在甲戌本第一回“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有批语“柳湘莲一干人”，可知柳湘莲在后文做了强梁。有人认为柳湘莲是跟跛足道人出家了，其实是误解。在第六十六回，“湘莲警觉，似梦非梦，睁眼看时，那里有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捕虱。”柳湘莲是跟一个跏腿道士走了，但不是跛足道人。程甲本、程乙本此处为瘸腿道士，列藏本此处为跏足道士，“跏”划改成“瘸”，其余本子都是跏腿道士。各个版本此处都为“道士”，而跛足道人从来没有被称过“道士”。并且这个道士坐着，无论他是跛足还是瘸腿，柳湘莲肯定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此处只能是跏腿道士，跏腿是坐的一种方式。这样柳湘莲后来做强梁就说得通了，原来他跟假扮成道士的强梁流寇走了。《红楼梦》后文就是贾家遭受了强梁流寇的攻击，《姽婳词》的“明年流寇走山东”和林四娘的故事正是后文的伏笔。试问一下，乾隆年间是不是出现过流寇打劫山东呢？这种事情只有放到明末清初的末世中才说得通。“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贾家被流寇攻陷，尸骨如山，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这和前八十回的“白骨如山”、“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结局提示是相符合的。而曹家只是抄没家产与革职带枷的处罚，并没有死人。曹家事和贾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红楼梦》根本写的不会是曹家事。（详见笔者文章《〈红楼梦〉明写贾家实写国家，文本和批语多处表明以家喻国》）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有以下文本和批语：

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茗烟道：“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双行夹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至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迷、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着。〗这段批语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脂砚斋在书中才见到了贾宝玉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到过。这个贾宝玉能是作者自己吗？因此贾宝玉只是小说的一个虚构人物，《红楼梦》不会是作者写的自传。（详见笔者文章《〈红楼梦〉到底是不是作者自传？多处文本和批语透露答案》）

根据清朝宗室诗人敦诚、敦敏的《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我们可知二敦的确有一个友人叫曹雪芹，我们称这个曹雪芹为曹雪芹丙。在二敦的诗集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曹雪芹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曹雪芹和曹寅有什么关系。“雪芹曾随其先祖织造之任”的贴条是在《四松堂集》刻印时候加上去的，并不可靠。敦诚在《四松堂集》的《寄怀曹雪芹》中说友人曹雪芹“曾曰魏武之子孙”，而《红楼梦》却将曹操说成是大奸大恶之人，因此《红楼梦》里提到的曹雪芹和这个曹雪芹不会是一个人。

胡适将这几个曹雪芹草率地当成了同一个人，得出了“《红楼梦》作者是二敦的朋友曹寅之孙曹雪芹”的结论。在民国时期，胡适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比如在1929年出版的《各科常识问答》里，关于《红楼梦》作者是这么说的：“《红楼梦》为清代著名之小说，其作者姓氏无从考得。但书内记曹雪芹曾删改数遍。故多断为曹雪芹所撰。”（感谢河南师大图书馆长苏全有先生提供图片）这个说法和程伟元的说法如出一辙，这才是严谨的说法。

1964年8月18日，伟人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伟人的这句话影响了《红楼梦》的学术研究，于是胡适的说法成了定论，并写进了教科书里，灌输给一代又一代人。但这样并无法解决《红楼梦》研究的种种问题，与之相反，《红楼梦》文学研究被曹家考证代替，《红楼梦》研究又陷入了一个一个死结。到现在为止，这个曹雪芹的父亲是谁，生卒年是哪年，吴玉峰、孔梅溪、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松斋、绮园等人到底是谁，这些问题都没搞清楚。

胡适认为曹雪芹的父亲是曹，但曹家家谱中曹没有儿子，只有曹颙有一个儿子官州同的曹天佑。于是主流红学认为这个曹天佑就是那个寅孙曹雪芹，这个官州同的曹天佑怎么会是那个“半生潦倒”的《红楼梦》作者呢？主流红学又根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初七日曹奏折：“奴才之嫂马氏，现因怀妊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认为这个曹颙的遗腹子就是曹雪芹，因此现在百度百科上的曹雪芹生年是约1715年。甲戌本第一回有批语：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乃因之。”试问一下，遗腹子又怎么会有弟弟呢？戚序本、庚辰本等在第二十二回有批语：“写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断写不出此一句。”再试问一下，遗腹子又怎么曾经严父之训呢？

《北京青年报》2019年1月27日报导：“1999年修北京市两广路时拆除的“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复建工程正式启动，将于明年3月正式落成。”这个“蒜市口十七间半”出自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会》，“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和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不知道曹家被抄后，后来曹及其他家人是否也回到这个“蒜市口十七间半”，即使回到了这里，跟《红楼梦》作者的曹雪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看这里叫“曹寅之妻故居”才对，叫“曹雪芹故居”这又是在欺骗世人。

1971年5月，北京香山健锐营某处住户，老屋墙壁泥灰脱落时，发现大量题壁诗。曹雪芹在西山写《红楼梦》的传说，一直在西山流传，因此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5月13日上午，社科院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希望社科院能派个专家给鉴定一下。当时，红学泰斗俞平伯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于是社科院便让红学家吴世昌前去考察。吴世昌经过考察，这题壁诗和曹雪芹没有联系。俞平伯看过吴世昌的报告后，深以为然。他在文后附上的《俞平伯附书》中写道：“我没有去西山实地考查，读了吴世昌同志的报告，非常清楚。壁上的诗肯定与曹雪芹无关。虽是‘旗下’老屋，亦不能证明曹氏曾经住过。吴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虽然老屋上的题壁诗没有得到专家的认可，但是老屋主人坚信自己的老屋就是曹雪芹的故居。在胡德平、海淀区委和北京植物园的努力下，1984年，“正白旗39号”老宅整修完毕。在题字的时候，被找来题字的溥杰没有按照大家的要求题名“曹雪芹故居”，只是题名“曹雪芹纪念馆”，说明溥杰先生在曹雪芹故居问题上还是有所保留的，这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我们称传说中在西山写《红楼梦》的这个曹雪芹是曹雪芹丁。其实这个曹雪芹在西山写作《红楼梦》，只是传说而已，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主流红学又根据《四松堂集》里《寄怀曹雪芹》的一句诗“不如著书黄叶村”，认为这个黄叶村就在西山，后来敦诚敦敏的朋友曹寅之孙曹雪芹从“蒜市口十七间半”来到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说得煞有其事的样子。

其实黄叶村并非真实的地名， “黄叶村”一词是摘自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一诗中的。苏轼全诗是：“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住江南黄叶村。”苏轼诗句中的“黄叶村”是取秋日景色美好的村庄之意，并非实指某地。

苏轼之后，许多诗人在自己的诗文中写入“黄叶村”这一词条，如南宋的方岳《秋崖集》卷4《简徐宰》诗：“雨外茅茨黄叶村，老农相语一灯昏。山深未知新官姓，但说无人夜打门。”在此书卷六《三用韵酬诸丈》：“家在江南黄叶村，归来重茸柳边门。溪云排闼砚犹湿，山溜通池水自喧。但得梅花容着语，无烦桃叶为开尊。”在此书卷八《僧至》：“生计萧条老杜陵，秋风检校又东屯。碧云句好山围屋，黄叶村深僧扣门。”南宋曹勋《松隐集》卷十九《题张太尉画》：“一带烟沙接冷云，平林寂历夕阳昏。轻舟急桨归何处，应住山前黄叶村。”此书卷二十《天台书事》：“香火寻盟欲过门，相迎道地盍先论。路从舍北清溪曲，家在县东黄叶村。”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夜行宿湖头寺》：“卧载蓝舆黄叶村，疏钟杳杳隔溪闻。”本书卷十六《秋夜舟中作》：“沽酒黄叶村，炊饭红蓼岸。居人不孰何，正作渔父看。”本书卷三十三《枕上偶成》：“放臣不复望修门，身寄江头黄叶村。酒渴喜闻疏雨滴，梦回愁对一灯昏。”孙应时《烛湖集》十七卷《武担山感事》：“归心极江海，秋梦着丘园。鸥鹭白苹渚，牛羊黄叶村。”又如王铚《雪溪集》卷二《史纯夫余杭》：“新寒黄菊枝，落照黄叶村。”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明白，敦诚诗中的“不如著书黄叶村”正是前人对“黄叶村”共同理解的继续。从宋代到清代，“黄叶村”被人们理解为一种隐逸的典故，意为世外桃源的地方，有隐居遁世，安身立命之意。敦诚用“不如著书黄叶村”诗句，是劝他的友人曹雪芹可以有隐士一般的看破红尘，甘心过与世无争，著书山林的隐逸生活。这里不是让他的友人曹雪芹到一个叫“黄叶村”的村庄去写书。这个黄叶村和《红楼梦》没有一点关系。（“黄叶村”相关文字摘自李生占先生《曹雪芹在北京西郊黄叶村著〈红楼梦〉了吗？》）

总之，曹寅之孙曹雪芹作者说漏洞百出，资料不仅单薄，而且相互矛盾，并不足信。而建立在这个作者说基础上的曹家说、自传说更是空中楼阁。只有摒弃原来的错误观点，回归到小说研究本身，《红楼梦》研究才能有新突破。“吴氏石头记”的出现，引起了广大读者对胡适派红学的反思甚至批判，这是必然的，因为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真正做学术的红学专家都希望早日拨乱反正，彻底揭开《红楼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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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附:张庆善《在“中国西部首届《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张桥贵校长、胡德平会长、胡文彬先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应邀参加“中国西部首届《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中国西部”“首届”这两个词已经把我们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性表述得非常清楚了，能够在祖国西部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举办这样一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红楼梦学会，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

云南、昆明原本是与《红楼梦》、与《红楼梦》研究很有缘分的地方。《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发表了萧霁虹《民国时期云南报刊中的﹤红楼梦﹥研究论文索引》，别看这只是一个“索引”，却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当年在《红楼梦学刊》发表后就引起了红学界的关注。在这个“索引”前有一段话很重要，说“在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内地学者纷纷云集云南，推动了云南的学术研究之风，在云南的报刊杂志上留下了各方面的研究文章，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就有170篇之多，其中还有当时‘红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吴宓、马梦良（笔名‘雁塔客’）等先生的文章。”这短短一段话，无疑是红学史上的一段重要记载，在抗日战争那样的特殊时期，我们的前辈还在研究《红楼梦》，云南的报刊上还能发表这么多的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吗！据说，吴宓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开设《红楼梦》课，深受学生欢迎，为人们津津乐道。“吴宓、西南联大与《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说到这里，我想起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斯大林曾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上的演讲中，以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契柯夫、高尔基等一批俄罗斯民族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来激励苏联人民抗击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他坚定地说拥有这些伟大人物的俄罗斯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毋庸置疑，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的名字及其伟大的成就，对于他们的民族来讲，是骄傲和自豪，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曹雪芹和《红楼梦》无疑是令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伟大文学家和伟大文学经典，曹雪芹和《红楼梦》对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在仰慕着伟大的文学经典的时候，除了敬畏之心和骄傲自豪之外，我们更要去好好地阅读这些文学经典，深刻认识理解这些文学经典的深厚内涵，努力推动伟大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鲁迅先生在谈到《儒林外史》时曾说过一句话：“伟大也要有人懂。”我把鲁迅这句话移到《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中来，《红楼梦》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读懂了《红楼梦》？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红楼梦》的伟大？我们是否真正深入认识理解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

“懂”《红楼梦》，应该成为我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追求，也是红学的根本任务。

我认为，在当前阅读和研究《红楼梦》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你把《红楼梦》看作什么？《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还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或是其家世的生活实录，或是一部隐藏了什么秘密的密电码。毫无疑问，曹雪芹的人生阅历及其家世，对《红楼梦》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些“秦淮旧梦”“燕市悲歌”，就不会有《红楼梦》，但这毕竟是人生感受、生活素材与创作的关系。《红楼梦》当然是曹雪芹人生体验的结晶，是曹雪芹人生的悲歌与不平的呐喊，但自传说无法包含《红楼梦》那么广泛深刻的内容。坚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并不降低《红楼梦》的伟大和文化价值，也并不否认研究作者家世、版本、脂批、探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些都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基础。争议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这些是为了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其文化内涵，还是为了探寻曹家秘史和清史秘闻，这是问题的实质。

我们常常为《红楼梦》的伟大而赞叹，《红楼梦》为什么那样有魅力，那样感人至深，那样吸引读者？我以为主要在于《红楼梦》写得太好了，情节好、人物刻画得好、结构好、语言好等等，在于《红楼梦》通过生动的故事、性格鲜明的人物、鲜活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广阔的生活画卷。有人说，《红楼梦》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确是这样。《红楼梦》写人物确实是天下第一，独步古今。《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人物的鲜明性格，还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爱情、人生悲剧，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鞭笞，从而演绎出这怀金悼玉、悲天悯地的千古绝唱《红楼梦》。

的确，《红楼梦》不同凡响，在中华民族的文学长廊中，很难有能与其比肩的文学作品，即使把《红楼梦》放到世界文学史上，它也可以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相媲美，而傲然矗立在世界文学的顶峰。《红楼梦》确实伟大而独特，但《红楼梦》再伟大再独特它还是小说，还是文学作品。《红楼梦》的伟大而独特自然与作者的人生阅历及其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更主要在于《红楼梦》突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用文学的眼光和文学的审美来读《红楼梦》，来研究《红楼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进《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鲁迅说：“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的实有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借用鲁迅的话，我们不妨说，纵使曹雪芹家的“本事”和清宫夺嫡斗争的“秘闻”整个的进入了《红楼梦》中，我们看到的也只是荣国府、宁国府，及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等等艺术形象，和这曾有的史事和人物倒不相干了。《红楼梦》是《红楼梦》，曹家本事是曹家本事，清宫秘史是清宫秘史。《红楼梦》永远是伟大的文学经典，而曹家本事和废太子胤礽的秘闻不过是令人好奇的奇闻秘事，不可与“文学经典”同日而语。无论是曹家的生活实录，还是清宫秘史，都不会成为伟大的文学经典，也不会对我们有那么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因此，我们倡导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倡导开展健康的学术讨论，一切要以学术规范为准则，以学术良知为要求，以学术发展为目标，为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红楼梦》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是正常的，这是学术发展的动力，无可厚非，但当前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能忽略的问题，这其中有学风问题、有学术品格问题、有学术浮躁问题，还有学术造假问题。比如《旧时真本横空出世，红学大厦轰然坍塌》的消息以及《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就是恶劣的造假。现在社会上造假贩假并不少见，但这种关系到名著经典的造假，还是极为罕见的。而这种假货竟能堂而皇之地作为正式出版物出版，更是令人吃惊。在这里我之所以特别提起这件“往事”，是因为这条假新闻最近又一次包装出笼，这一次说得更玄乎，“2018中国考古第一铲：《红楼梦》完整本横空出世。”说苏州动物园狮虎山改造工程新年第一铲，竟然在一座古墓里发现了《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这些造假者真是“敢想敢说”。尽管这是笑料、闹剧、骗局，但这种造假行为对正常的学术生态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对这些学术造假一定要要有警惕性，要揭露他们骗人的把戏，不排除这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不可能好好阅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

在我的致辞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想借此机会提提一位老朋友——云南大学杨光汉先生。杨光汉先生是贵州人，毕业于云南大学。可以说他应该是红学新时期云南最知名的红学家了，是第一批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理事，曾长期担任《红楼梦学刊》编委，参加了红学新时期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代表作是《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今天我们在云南、在昆明举办《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对新时期红学发展，尤其对云南红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专家、老朋友。借此机会谨向已经去世的杨光汉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缅怀。

最后，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