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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68年深秋近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距今已四十多年，许多事情记亿犹新，但有些事情回想起来心中不是滋味。

那时的天气很冷，早早地人们便穿起了冬衣，出门还要穿上原厚的外套。

那次是我和一群已被学校打成反革命，但实际仍不可一世的老红卫兵骑车自北京站向西呼啸而过。一路上说说笑笑，根本不把行人放在眼里。

好像是下午五六点钟，天色有些暗了，突然我看见前方人行道上慢慢走着一位老人，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臃肿的穿着和迟缓的步态，我知道是何其芳老师从单位（学部文学所）回家。

我不想打招呼了，随行那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何伯伯，更何况我们是从何伯伯身后赶过，他也不一定会认出我。可正当我们快赶过何伯伯时，他缓缓地转过身来，面对马路，看着车辆——何伯伯要准备过马路了，而恰巧我这时从他面前闪而过。从何伯伯的神态看来，他认出了我，可我没有停下车来.....当时我心中就很不是滋味。

因为就在1967年的冬天和1968年的初春，我曾多次和何伯伯的女儿京颉、小儿子辛卯一起送何伯伯上班，也就是送何伯伯过马路。因为何伯伯年纪大了，冬天穿得多，动作又慢，怕他过马路时被车撞着。何伯伯的家离文学所并不远，只几站地，那时何伯伯已没有了车接车送的待遇。记得我们几个孩子送何伯伯上班过马路，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很开心。

而这次就在何伯伯面前经过.我却没有停下车来，搀扶他过马路.....

回想起来心中不是滋味的还有一件事。

可能是1968年冬临下乡之前，因准备带点书去农村，我敲开了戈宝权老师的家门，想要一本他翻译的布洛克的长诗集《十二个》。

戈宝权老师把我让进他的书房(其实也是卧室，那时他一人住)，我说明来意，他爽快地从床下取出一本《十二个》。恰此时，我看到了书桌上正摊开平放着老师正在看的一本“样书”，是俄国诗人的文集，诗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

我同戈宝权老师这本诗集是怎么回事时，他笑着说，那是他翻译的书，原准备出版，已印成样书，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出版。戈宝权老师说:“现在白天在学部烧锅炉，只能下班后翻翻，看看还有什么要改动的地方。”

戈宝权老师这番话是笑着说的，很轻松，还带着点成就感。而听了这番话，在当时就在“地下”被称为“青年诗人”的我却心中很不是滋味....

时间一晃过去40年了。当时我们这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不懂事”的年轻人，现在也走到了花甲之年。但一回想起上面记述的事情，不是滋味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

记得1968 年何其芳老师在学部文学所清扫厕所，戈宝权老师在学部烧锅炉。